世界银行建议给中国人民降税，降低社保缴费带来的纠结

就社保缴费基数上调，近日有媒体描述称：“每年的7月，成为了中低收入者最为忧心的时期。每每此时，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出意外地‘上调’，由此这一月被戏谑地称之为社保的‘涨价期’。”

实际上，各地的调整时间并不一致，主要看当地统计局公布上年平均工资的时间。据报道，从4月份开始，各地区就已经陆续开调。社保缴费基数的调整，从一些地方的媒体报道看，似应从当年1月1日开始。所以，在人社部门作出调整后，企业和个人缴费还需补缴前几个月的差额。

社保缴费带来的纠结

到网上搜寻发现，北京市于2013年6月17日公布“2013年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和缴费金额”。基于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223元，按此核定的“缴费基数上限”为5223元的300%，即15669元。但“五险”的“缴费基数下限”又各有不同，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下限为5223元的40%，即2089元;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下限为5223元的60%，即3134元。养老保险按8%计算，最低为167.12元(2012年为149.52元);失业保险按0.2%计算，最低为4.18元(2012年为3.74元);医疗保险按2%(+3元)计算，最低为65.68元(2012年为59.06元);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个人不缴费。按以上数据计算，参加“五险”，最低缴费为236.98元(2012年为212.32元)。

上述报道中举了北京金先生的例子：金先生5月份的工资条显示，代扣养老保险费179.20元，医疗保险费59.06元，失业保险费4.48元;而到了6月，其工资条上代扣的养老保险费陡然增至707.60元，医疗保险费增至179.90元，失业保险费增至17.69元。就此，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称：社保基数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作出一定的调整，凡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职工，按照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确定缴费基数。

按照这个解释，在2013年6月，社会保险基金的缴费基数进行了调整。金先生5月的缴费是按2012年的基数，亦即按2011年的月平均工资计算的，6月的缴费是按2013年的基数，亦即按2012年的月平均工资计算的。社保费用的陡增说明了金先生的工资陡增。分别以养老、医疗、失业三项保险的缴费额推算，金先生2012年的月平均工资已经达到8845元。而在2011年，金先生的月平均工资好像只有4672元，2013年涨了89.32%，增长得好快，但愿不是“被增长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工资收入是税前的，在交了905.19元社会保险费以后，再交1587.96的个人所得税(税率20%)，最后领到手的工资似应为6351.85元。

社保制度的尴尬现状

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每年必涨”，按理说，其法律依据应该是《社会保险法》。但是，《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九条仅规定：“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按此条规定，查到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其中规定：“社会保险费的费基、费率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执行。”于是再查北京市的相关规定，有2003年出台的《北京市社会保险费征缴若干规定》，其中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范围、缴费基数和费率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这些规定都非常的“原则”，看来要找到确切的关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及比例”的法律依据，得花很大工夫才行。

在上述报道中，有专家提到：“低收入的人缴费率可能更高，因为最低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如果你收入低于60%，实质上你的缴费率是要高于法定的缴费率的。”按以上所述的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和2012年月平均工资5223元计算，60%就是3134元，这是医疗保险费的基数;40%是2089元，这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基数。如果工资低于这个数，交纳社会保险费的比例就高于国家规定了。而2013年北京市的最低工资仅为1400元。在北京，有多少人的工资徘徊在1400到2000元间?

再看其他城市的情况，从网上搜寻得知：2013年，上海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统一的2815元，最低工资是1620元;重庆市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统一的1335元，最低工资是1050元;沈阳市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是2095元，医疗保险是3212元，最低工资为1243元;杭州市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统一的2005元，最低工资是1470元;广州市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是统一的2529元，最低工资是1550元;深圳市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是1600元，医疗保险为2728元，最低工资是1600元。相对而言，深圳的制度安排还算比较合理。但全国有多少工资少于社会保险缴费最低限额的劳动者吃了“暗亏”，这个数字不得而知。

正因为存在以上制度漏洞，“国内个别企业员工放弃社保来换取更多的直接收入”。这是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6月发布的《〈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研究报告》中披露的。

以上的“个别企业员工”究竟有多少呢?据人社部提供的数字，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但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543万人，仅为农民工总量的17.30%，为外出农民工的27.81%;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996万人，仅为农民工总量的19.02%，为外出农民工的30.58%;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2702万人，仅为农民工总量的10.29%，为外出农民工的16.54%;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7179万人，仅为农民工总量的27.34%，为外出农民工的43.95%;参加生育保险的农民工情况没有提及。

所以，上述“个别”居然是一个数以亿计的庞大数字。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应该并没有包括在城市间流动的劳动者的数字。

制度不公需要正视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选择》一书中提到：“平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它们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接下来，奥肯进一步论述：“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以此作为衡量的尺度，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状况恐怕恰恰是南辕北辙的。

2008年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再次提及，在论及中国的劳动所得偏低时，尤其要关注中国政府的税收问题。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劳动者承担的平均税率迅速增加，由2000年的26.9%增加到2008年的45.4%。短短9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远高于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高于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超出澳大利亚与美国近一倍。为此，世行建议中国应该大幅度降低劳动者的税率，尤其是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缴费，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