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作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被提出，并逐渐进入国家的社会政策讨论范畴

　　从上世纪末开始，“看病难”作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被提出，并逐渐进入国家的社会政策讨论范畴。所谓“看病难”，一个集中的问题在于医疗资源供不应求，同时又分布不均。一些关注医改的人士一针见血地问道：为何中国医生不可以成为自由执业者?优质的医生一定要捆绑在好医院、大医院?如今，这样的疑问得到了深圳市卫生部门的回应，日前，《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下称《细则》)已报送广东省卫生厅批示。这意味着，深圳的医生正在更加靠近自由执业者这一身份。

　　上世纪末开始的医疗产业化改革，实际上只是非常粗糙和错误地将民众的就医成本抛给了社会本身，却并没有真正触及医疗资源的市场化和去特权化这两大改革难题。从医院的性质来看，依旧还是事业单位的编制，而从医生的身份而言，也并没有甩掉“单位人”的帽子，整个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运作，还是沿袭计划时代的原则进行。

　　这一格局导致的结果便是，医院作为一个具有严格行政等级制的机构，包括医生在内的优质医疗资源必然会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而优质医生基于利益的考虑，不可能愿意“下到基层”(除了所谓的“义诊”)，如果被安排下去服务，有可能因此上不来。所以，医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得不依附于医院本身。也因为这样，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医院也使得民众对基层医疗机构丧失了信心，而纷纷奔向大城市就医。

　　坦白言之，医改毕竟是一个无法彻底市场化又不可能完全计划式的领域，所以摆在医改操刀者眼前的各种方案常常出现利弊难以权衡的情况。不过，盘活医疗资源的效益，尤其是医生这一最为重要的医疗资源的效益，是确保提供更多医疗服务的关键。换言之，只有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医改的很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当然，也许有人会指出，目前大医院的优质医生实际上已经处于满负荷状态，所谓开放多点执业的规定，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就这一点而言，目前大医院人满为患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其有充分的信任，同时大医院好医生的服务价格又相对低廉。假如医生可以脱离医院的体制，转而成为合同制下的一员，那么自由流动的优质医生将会在市场上得到更高的服务报价，由此优质医生将会更加分散，对价格敏感的患者也将会自动选择层次相对低、价格相对便宜的医疗服务，这样就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问题。并且，因为医生收入的提高，又可免除以药养医改革存在的阻力。

　　在明确了解放医生之于医改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还需要看到目前横亘在改革前的主要障碍。例如，医生作为现有大医院最宝贵的资源，医院很难愿意放手让其自由流动;又及，一旦医生无法获得独立的执业资格，在外行医时发生医疗纠纷之后，医疗责任的主体又会纠缠不清。不过，无论是医院不愿放手的现象还是医疗责任难以厘清的结果，最终指向的一个解决方向都在于破除目前的这一套国有事业编制。正是这一套制度将医生捆绑在一个唯一的经过注册的医院，阻止了医生的自由流动，也阻碍了这一资源的高效配置。

　　从改革的方向来看，医生应当与医院形成一种服务契约，医院需要依靠优厚的待遇和科研、工作环境来吸引医生，而医生则可以选择多家医院作为服务点。假如发生医疗纠纷，医生应该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在法律层面进行应对。在这种局面下，医生和医院都处在竞争之中，既能凭借自身的服务获得市场给出的回报，也必须面对服务失败带来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