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针对长期存在的“挂号难”现象，在北京调查走访多家大型医院发现，虽然通过114电话预约平台、收取医事服务费等政策实施，部分实行新政的医院的“挂号难”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在不必收取任何多余费用，且就医需求巨大的北京医院、协和医院等热门医院，“挂号难”现象依然存在，其中，部分热门科室的号源已经排到了两周后。

　　接受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在我国整个公立医院改革和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医疗服务定价机制仍是核心问题。虽然“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公立医院“挂号难”、等候长、诊疗时间短、价格较高的问题仍然存在。

　　清华大学医疗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薛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反映出我国整体医疗服务供需不平衡，大型医疗服务机构资源在全国总体分布仍属稀缺，同时，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跟不上、缺少医生等现实问题都客观存在。

       预约挂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笔者常常带着父母光顾市内各大医院，以前为挂号是伤神又伤荷包，自从预约挂号普及后，一时有了脱离苦海的感觉，估 计许多人亦如此。但预约挂号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看病难问题，毕竟它只是通过技术手段，避免了患者挤到一起看病，但医疗资源若无切实增长，依旧满足不了老龄 化社会下剧增的看病需求。

　　医生和医疗机构短缺

　　“医生从医，一方面是职业追求，另一方面也是为生计。医疗服务本身具有经济性，但国内的医生正在不断流失。”薛镭表示，医学院校每年的毕业生接近60万人，但从医的还不到10万人。一项调查显示，有80%的医生对其子女的期待是不希望下一代从医;有36.9%的人有离职意愿，原因在于收入过低、工作劳累，以及受不到社会尊重等。

　　“目前的价格不能适应当前医疗服务的整体要求。”薛镭说，发改委的定价机制不能建立动态的调价机制。在对医疗服务价格予以控制的情况下，医院必然要寻找新的谋利渠道，这就导致采购或租赁大型设备、增加检查项目使医疗费用上涨、以药养医等现象出现。如果这些花费转移到国家层面，可能对财政和医疗保险都带来沉重负担。

　　“要重点关注医务人员的回报价值定位取向。”薛镭说，政府在政策保障过程中，应注意推动医疗服务向市场化转型，并实现价格市场化;坚持公益立场，从市场角度出发，引入竞争机制;从非盈利角度出发，促使服务、药品、人才高效流通，遵循原有价值规律。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短缺。以眼科为例，中国有接近14亿人口，有资质的眼科医生只有3万名。在北京的同仁医院、协和医院，看眼科可能要排几个月的队。

　　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王宁利对记者表示，眼科是同仁医院的重点学科，但当前国内专业的眼科医院少、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也比较弱。

　　公立的眼科医院满足不了需求，民营的眼科诊所就尝试着弥补空缺。今年6月初，台湾宝岛眼镜在北京设立第一家眼科诊所。“我们今后会和同仁医院，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眼科医生展开科研合作，将来条件成熟后再考虑转向民营医院。”星创宝岛眼科诊所负责人李雪非告诉记者。

　　关注预防性医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医学界人士普遍意识到了预防性医学的重要性。

　　美国宾州大学视学眼科宋久德博士告诉记者：“中国人口的近视率在50%以上，青光眼与视网膜脱落都与高度近视有关。眼科疾病需要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个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的视光学还落后美国很多，产学界应该展开合作，预防性医学非常重要。”

　　北京安贞医院教授周生来也同意预防性医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必须从全民医保走向全民健康管理。

　　周生来认为，从政府政策上，不仅要花钱给大家看病，更要花钱向医院购买疾病管理与健康管理服务。医院不仅要治病，更要参与防病。全国医院应建立全民健康管理示范医院，培养疾病管理师和健康管理医师。每个临床科室要配两名20年以上有护理经验的老护士，经过150学时的培训转岗成疾病管理师，让其在医院与住院病人沟通与交流。

　　“另外，要利用健康体检和健康筛查，把那些没得病但具备重大疾病危险因素的人群提前筛出来进行干预指导，让其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周生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