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一场金融危机，可能会成为中国推进社保制度改革的契机。

下半年，中央政府紧急宣布了一系列启动内需的计划。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此时改革社保制度、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尤其是完善农村以及农民工的社保网络，可以有效地减轻民众负担、拉动内需。这样的做法，曾经被多个西方国家证明是有效的。

而中国政府的工作计划中，分别覆盖城市、农村以及农民工三个群体的养老保险体系都正在进一步完善。

“中国应该建立‘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的所长何平的设想中，中国的福利体系必须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契合。他最担心的是，一旦政府给出太多的承诺，超出政府长期的支付能力，那么一旦取消这些福利待遇，势必会以社会动荡为代价。

应急性措施不能破坏长期的制度建设

《21世纪》：目前，我国的实体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启动内需再次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选择。现阶段加大对社保的投入，可以有效撬动内需，这已经被西方国家的经验所证明。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何平：这确实是目前比较迫切的事情。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现在采取的一些应急性举措不能破坏长期的制度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现在政府采取了很多应急性的措施，我们的投入很慷慨，希望通过政府作用弥补市场需求的不足。但是，如果盲目地大规模投入，也容易对未来的长期体制形成负担，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我们必须区分哪些问题是需要应急的，哪些问题是会形成长期负担的。

比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过去一直没有解决，但是今年上半年解决了一部分。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决定要加大投入，上半年给了80亿元，下半年再给400亿元，这样，就能把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障一次性地纳入医疗保险里来。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这也算公平合理，解决了之后也不会引起长期的问题。

再比如，国家已经连续六年增加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如果再提高，我认为就会破坏长期的体制。因为，现在很多中西部地区的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水平已经高于当地在职职工的工资水平了。工作的工资还不如退休拿的养老金高，这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早日退休，包括修改户口本年龄等。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是，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跟在职人员的工资水平保持一定的比例，前者要比后者少。我们原来的养老保险也遵循了这个机制，鼓励人们多缴费、晚退休，就是退休越晚的人拿的养老金越多。但是，现在全国运动式地大幅度增加养老金，就破坏了这种机制。

如今中央提倡解决民生问题，不排除一些地方可能“顺竿爬”，盲目地提高民众的福利。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可能有这个财力，但是长期来看，可能就超越了政府的可持续承受的能力。福利制度是刚性的，不可逆，一旦建立，再取消老百姓就不高兴了，会引发不稳定。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更要注意协调应急性措施和长期的制度建设之间的平衡。

中国应该建设“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21世纪》：十七大提出在2020年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目前，围绕我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存有争议。一些人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因此可以大力提高全民的社保待遇；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提高全民福利，会导致中国感染西方国家的“福利病”，从而增加生产部门的成本，影响国家竞争力。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经济发展和提高民众社会保障福利之间的平衡？

何平：我想我们应该既要吸收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也要防止重蹈西方国家一百多年的覆辙。有人说主要的教训是社会的福利病，但是这个看法太简单笼统。我认为，社会福利政策从根本上要和经济发展保持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中国应该建立的是一种“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什么是“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将它的特点归纳为三点。

首先，“发展型”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有利于经济增长。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采取的社会福利政策必须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不应该简单地移植或者攀比西方福利国家的理念和方法。 

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此，有一些人过于乐观，认为是到了调整相关政策的时候。因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在环保和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采取了一些现在看来“用药过猛”的政策，加剧了现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们实体经济所承受的压力。毫无疑问，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造成的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对这些政策的反省，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社会福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