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理性判断与政策选择方方面面

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社会保障改革步入关键时期的背景下，企业年金的发展尤其需要一种理性、一种冷静，需要各方面的人士共同关注与研讨。

发展企业年金是必然的选择，但需要理性判断与理性选择

企业年金是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能够适应员工需要的必要保障机制，也是推进企业发展战略、完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合适方案，是能够增进劳动者福利乃至国民福利并为劳动者提供安全稳定预期的公益选择。因此，发展企业年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理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成熟、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度行进、社会各界的呼声等，亦表明了企业年金是必定要得到大发展的。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劳动力的市场化亦使企业年金的发展成了企业保持理性成长的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在国家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排逐步降低保险水平的条件下，发展企业年金的必要性会更加日益显现出来。

然而，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形，要想企业年金获得大发展，还需付出许多艰苦的努力。

中国企业年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一方面是迄今参与的企业和员工人数比例非常之小，全国还只有900万人参加企业年金，迄今积累的企业年金基金亦仅900亿元，这相对于9亿多劳动人口、7.6亿从业人员、近4亿城镇或者非农从业者而言，参与的只是非常少数，积累的基金相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速度与丰厚的程度更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另一方面，已经建立起企业年金计划的，主要是大型垄断性国有企业，它们所建立的企业年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年金。我一直认为，对中国的企业年金，既需要看到已经出现的事实，更要理性的判断，任何单纯从有限数量增长视角来评判或者预期企业年金的走势，都可能导致长期忽视环境缺陷的弥补、忽略治理根本的取向，而这显然对企业年金的长足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综上，我认为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对中国的企业年金要有理性判断，同时理性选择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合理政策取向，分清促进企业年金发展中需要采取措施的轻重缓急。只有理性判断才能理性选择，只有理性选择才能促使企业年金迈上健康、持续的发展之道；否则，盲目地推波助澜与分不清主次缓急，都可能使企业年金步入畸形甚至异化的歧路。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事半功倍，应当避免的则是事倍功半。

企业年金发展受制于诸多因素，中国尚未进入黄金期

之所以强调对企业年金的发展需要理性判断并理性选择，主要原因在于近几年来有关企业年金发展的众多利好消息不绝于耳，而对制约企业年金发展的因素大多未予以足够重视，而现阶段企业年金发展中的客观事实是，制约企业年金发展的因素甚多，这些因素构成了极不利于企业年金健康、持续发展的不良环境，不改变这种环境，企业年金就不可能真正步入大发展时期。

概括起来，制约企业年金健康、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六项：

市场竞争环境欠公平。企业年金是自由市场人力资源或者劳动力竞争与企业自身发展战略的选择，它的建立通常可以视为企业发展优良状态的一个标志，从而也需要以市场公平竞争为基础。只有在市场竞争环境公平的前提下，各企业才能根据自身的发展状态与劳动力市场竞争情形，决定是否建立企业年金或者建立多高水平的企业年金。现实中，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政策的差异性损害了企业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平性，从而也使企业年金的发展基础受到了损害。

税制优惠欠缺。迄今为止，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始终未能够得到有效确立，对企业年金的支持仅在个别地区得到有限落实，这必然使企业年金发展缺乏必要的动力机制。企业之所以愿意建立企业年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家的税收优惠能够让企业用同样的成本更多地改善员工的福利，如果缺乏税收优惠，企业在同等条件下建立企业年金就缺乏优势，即使是经营效益优良的企业，也将更愿意选择即期型员工福利而不愿意选择企业年金这种预期型员工福利。而对于国家而言，税收优惠则是以微量的直接税收让利调动企业的内部资源，进而实现增进劳动者福利及国民福利的目的，很显然，税收优惠促使企业年金发展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因此，我曾经指出，在国家的政策支持中，税制的优惠是最重要的政策支持。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统一。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法定基本养老保险都是企业年金得以发展的基石，只有法定的基本养老保险成熟定型，企业年金建立的基石才会稳定，企业才可能在法定养老保险成本既定的条件下，理性地选择并确定企业年金的水平与方案；如果基本养老保险这一法定基石不稳定，企业年金当然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因为基本养老保险的目标是全国统筹，而现阶段仍然停留在地方统筹，各地执行标准宽严不一、征缴费率不一，表明这一制度的不确定性明显，企业的成本负担也处于不确定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很自然地影响到企业年金的选择与定位。

资本市场发育未成熟。必须承认，全世界的企业年金都普遍采取完全积累的财务机制，这种基金制的年金，必然面临着巨大的保值增值压力，这种压力只有通过发育成熟的资本市场才能获得化解。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经验表明，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往往是企业年金发展的重要诱因。然而，我国的资本市场并未完全成熟，投机风险依然存在，企业年金通过资本市场参与国民经济建设并从中获得合理的分享份额还很困难，或者充满着不确定性，这也构成了企业年金难以发展的负面因素。换言之，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良，不仅未能充当起企业年金发展的正面诱因，而且变成了影响企业年金发展的制约因素。

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企业年金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我国目前的现实却是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普遍偏低，在工资偏低的情形下，劳动者首要的追求当然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与相应的工资待遇，从而必然抑制劳动者对企业年金的需求。作为企业年金责任主体与受益主体缺乏对企业年金的内在要求与追求，企业或者雇主当然也不可能基于良性与道德来采取这种有利于员工的福利机制，政府当然也不可能强制要求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因此，目前劳动者工资偏低的收入分配格局，实质上从源头上制约了企业年金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企业从计划经济时代对员工无所不包，发展到了企业将为员工提供职业福利视为社会包袱，在很大程度上将劳资关系简化成了简单的劳动与工资关系，甚至部分劳动者付出了劳动还不能按时获得工资。在一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只顾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当然很难让企业为员工普遍性地建立企业年金。

从上述因素的客观存在且非短期内可以改变的现实，可以判断企业年金在中国近期内还不可能进入黄金发展期。

优化企业年金制度设计重要，但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更重要

针对企业年金发展的现状，人们大多将注意力放在企业年金制度的设计方面，各种法规与规章纷纷出台，这当然值得肯定，但要想企业年金早日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我认为功夫必须下在企业年金制度之外。换言之，我们应当做好企业年金的基础工作，只有为企业年金的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才能真正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在这方面，我认为值得努力的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是尽快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权利与义务要平等，竞争环境要公平。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制统一起来，就是国家努力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一种取向，但还需要在其他方面继续努力，真正让所有企业都成为市场中的平等主体。在市场公平、主体平等竞争的条件下，效益较好（此效益不是来自特别保护，而是在市场竞争自然形成有利的地位所得到的）的企业自主选择建立的企业年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年金，它是企业发展良好的一个标志。

其二是尽快促使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走向定型。企业年金始终是社会保险这一法定制度之上的补充保障，因此，在推动企业年金发展的同时，各界应当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将共同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走向定型与成熟作为发展企业年金的必要条件。只有将法定社会保险尤其是法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石建设牢固，企业才可能在既定的基本保障制度之上考虑企业年金机制。因为如果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定型、不成熟，企业中因法定制度基石不稳定也就必然难以发展企业年金。因此，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不仅仅是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的事务，也是企业年金主体共同的事务，不仅是政府的事务，也是社会各界应当合力推进的事务。如果能够形成合力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成熟定型并走向全国统一，则企业年金的环境条件将会因此而获得根本改善，企业年金的大发展格局将由此而确定。

其三是国家税制对企业年金的支持要尽快明朗并可操作化。给企业年金以税收优惠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体现，因为政府的核心任务是保障民生与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增进国民福利是政府的根本职责所系，而企业年金是能够增进福利的机制，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来调动企业增进劳动者的福利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政府效能最大化的一个方面。因此，不能再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含糊下去，应当让税收优惠政策成为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等在内的员工福利机制的正面诱因，进而促进企业年金健康持续地发展。

其四是需要继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我们国家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发展，公平、正义、共享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收入分配领域，坚守分配正义的底线，通过最低工资标准随国民经济增长而增长和保持劳动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让劳动者真正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将在普遍提升劳动报酬的同时，也激发劳动者对企业年金的内在追求，这将是企业年金获得大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机制。

其五是推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将增进员工福利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取向。纵观世界，为员工兴办福利是现代企业理性、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企业年金因能够给予劳动者长期稳定的福利预期成为一种现代的安排。

其六是真正有切实措施来促进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理性发育。企业年金的发展需要一个成熟、理性的资本市场，基于中国的现实，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发育成长特别需要理性，除了法制建设需要完善和管理层需要尽职尽责外，机构投资者尤其应当扮演好证券市场的稳定器角色而不宜进行短期投机。

如果上述环境条件改善了，中国的企业年金才可能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