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保政策应变被动为主动

农民工社保账户的转续问题由来已久，大量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和经济能力的限制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其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只能回到农村。我国的社保制度层次较低，有关专家统计我国有2200多个市县级统筹单位，基金分散在2200个单位手里。即使从2007年开始以省为单位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试点推广，仅仅实现计划的统筹而没有完成资金的统一调度，被学者称为“假统筹”。即便这种以省为单位的统筹方案得以推广，我国大量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仍然面临着“人走账销”，统筹部分资金损失的困境，这也是直接导致社保制度在农民工层面推广困难的原因之一。

这凸显了我国政策设计前瞻性不足的痼疾，大量的政策并非一个统一规划下面的有序整体，而是应时而为的独立个体。这当然与我国以“试错法”为根本方法论的改革方式关系密切，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试错法固然是在没有既成经验条件下摸索的最佳方法，但试错将付出制度滞后性所带来的大量机会成本。

政策前瞻性不足的问题在农民工社保接续的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建立社保体系的时候，考虑到征收和使用的方便，建立了以地方为单位的小的社保统筹体系。这种低层次的统筹体系被学者形象地称为“小水缸”，劳动者的社保不能自由地在各个“小水缸”之间流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要重新参与社保，原有的积累留在了原地，呈现“一人多个社保关系”的情况。

与之相反，欧美国家的社保都是在全国层面上进行统筹，其中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备受称道，一个美国人可以今天在纽约的写字楼里上班，第二天就到一个偏僻的州改行去做一名乡村教师，而不需忧虑社保的转移问题。不过照搬欧美国家的经验并非良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中西部省份之间也存在发展水平的先后，若采用全国范围统筹则易于出现道德风险，不利于社保制度的健康运行。

我们不能因为无法借鉴欧美成功经验而放弃对这种明显的制度缺陷的改进，每到春节前夕出现的农民工排长队退保的现象令人深思，社保体系的不和谐早晚都要导致农民工整体的不和谐。如果我们对人口的流动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已经达成了共识，并且也认识到了经济发展本身也不可避免的将带来人口的加速流动，那么我们的各项政策就应该前瞻性的做出调整，用政策引导这种“好”的社会变化的实现，而不是等到既有政策造成了诸多矛盾之后再不慌不忙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