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从更高层面加以推进

从“协调”到“统筹”，绝非仅仅是简单的词汇变化，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觉民看来，部门之间的平行推进叫“协调”，从上到下推进叫“统筹”。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领域综合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医改越来越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仅靠协调，力度显然不够，必须从更高的层面加以统筹推进。

新一轮医改启动后，各级政府基本都成立了医改办公室。安徽省芜湖市卫生局局长何思忠认为，这些办公室总体来说还是松散型机构，难以起到强有力的整体推进作用。在医改推进中，各部门、各地区因改革力度不同，有的推进快，有的进展慢，有些相关政策已成为改革先行者的阻力。“统筹”就是大家都要齐步走、一体化推进，这意味着医改将进一步明确管理部门责权，再上一个管理新层级。

如何实现医改统筹推进，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钟东波认为，从既往经验和现实可能来看，有3种可能的途径：推进大部制，能整合的尽量整合;让国务院医改办在整体设计、系统规划、监督指导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将统筹推进医改职能，纳入即将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钟东波认为，无论选择3种途径中的哪一种，统筹推进的改革思路都与《决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和指导思想相一致，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说明中提出的 “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的改革决心和信心一脉相承。

■医保：激发医院“内生”动力

钟东波认为，在医改“四梁八柱”中，各项制度在统筹推进中的作用并不相同，有的更主动、更积极、更具推动力，医疗保障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能把医保体系经济杠杆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下一步医改在整合深度、推行力度上都会得到拓展和增强。(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钟东波认为，医疗保障首先是一项卫生筹资制度，是其他各项卫生改革推进的物质基础。医改核心目标要通过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医患双方行为的合理改变来实现，医疗保障制度对于这两方面都具有基础性的重大影响力。

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宏观效率方面，钟东波认为，医保可以发挥3个方面的作用：通过报销政策，比如强制转诊、起付线、报销比例、报销目录等设定，合理调控患者的需求，引导资源向基层流动，逐步形成分级诊疗模式;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通过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将康复护理等延续性服务项目纳入报销范围或通过开设老年护理保险等形式，把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发展壮大起来;科学的支付方式改革可推动医疗机构转变服务方式，发展日间手术等更富有成本效益的服务，打通医疗和预防通道，强化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推进大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立起纵向联动的合作关系。

在合理引导行为、提高微观效率方面，钟东波认为，通过经济风险分担、信息披露、医疗服务行为审核等措施，医保还可以激励医疗机构增强主动控费意识、提高内部管理效率。

钟东波认为，与直接的行政手段相比，医保作为经济杠杆，可以形成内在的利益机制，提供一个强大的“内生”动力，实现以更少的资源达到同等甚至更好健康水平的政策效果，其作用远比行政手段更为有效、更为持久。

■医疗：信息化支撑资源整合

医疗资源配置不均、优质资源过度集中等问题一直广受诟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认为，要解决这些难题，关键在于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目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正在不断探索医联体建设，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例，目前已经与全国312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医疗服务共同体。

《决定》提出，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认为，短短一句话代表了通过信息技术把优质资源延伸到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进行资源纵向整合的卫生发展机制。实践证明，建立在高科技含量及技术支撑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下一阶段医改应着力通过信息化，改变我国原有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配置状况，并建立起全新的管理模式。

这一改革思路在医联体建设实践中同样适用。王杉说，在北大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共同体内，大医院专家通过远程会诊等技术手段，可以为基层疑难重症患者会诊，实现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医务人员通过视频系统，可以与人民医院的专家进行多点对多点的讨论，真正实现以全科医师需求为主导、基于临床实际问题的继续教育培训新模式。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孟群介绍，近年来，国家对卫生信息化工作越来越重视，最近3年的国家财政专项投入接近100亿元，正在建设国家、省、区域(地市或县级)三级卫生信息平台，同时，居民健康档案数据库、电子病历数据库、人口健康基础信息库三大数据库的建立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孟群说，三大数据库将逐步打通三级卫生信息平台之间的壁垒，支撑基层和城市患者实现健康档案的实时调阅，支持不同医疗机构之间检验结果互认及远程会诊工作的开展。届时，病人无论到哪里看病，都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就诊记录共享，从而进一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推动政府科学配置医疗资源。

■公卫：“大卫生”概念亟待强化

《决定》提出，要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认为，这里的整合应包含三层含义：目前公共卫生体系内部，主要是各级疾控机构的资源整合;卫生系统内部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等部门相关的资源整合;卫生部门与健康相关部门的资源整合。

刘远立认为，目前，医疗与疾控资源“不太搭界”，已成为公共卫生的突出问题。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的日常业务有着明显区别，前者针对群体、是预防，后者针对个体、是治疗，但要维护公众健康，两者必须紧密结合。

由于老百姓日常接触的主要是医疗机构，刘远立认为，医院在传染病早发现、慢性病早预防中应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对于日益严重的慢性病“井喷”状况，在现有的就医习惯下，疾控机构可以说是鞭长莫及、孤掌难鸣，亟须广大医生凭借专业优势，在公共卫生中发挥引领作用，并通过医改不断深化，进一步强化公立医院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这也是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重要体现。

影响居民健康的危险因素涉及农业、工业、交通、环保等多个行业，刘远立认为，特别是在人口流动性加剧的情况下，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与协调更加重要。当前与公众健康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都需要跨部门合作才能解决，虽然这一改革思路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如何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部门统筹协作机制尚不明确。

刘远立认为，医改实践证明，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卫生计生部门有责任通过主动沟通、协调，推进“大卫生”概念的强化。在一些大城市，不妨尝试建立人民健康委员会，统筹各相关部门的公共卫生职责，在重大决策中提前考虑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