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面对危急病人或伤员，以最快的速度救人应该成为医生的本能反应，而不应有任何贻误救机的杂念。

　　但实际情况未必都如此。在某些时候，在某些医院，交钱有时成为抢救的前提。一些身上没钱或者交不起钱的伤员病人就常常遇到搁置急救的情况：

　　2004年，一位12岁男孩遇车祸致左脚骨折，因母亲交不起760元的医疗费用，孩子在北京一家医院急诊科熬了近10小时才进入手术室。

　　2005年，在海南打工的34岁湖北农民从摩托车上摔下生命垂危，在附近一家农场医院简单抢救后，要转到海口一家大医院。但伤者家属一下筹不到抢救费用，急救人员赶到后又空车返回海口，伤者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

　　类似的例子不时见诸媒体。在金钱与生命之间，一些医院优先选择金钱，不允许生命“插队”，令医院的天职受到严峻的考验。

　　于是，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需要紧急救治的急危重伤病标准及诊疗规范》，要求急救人员必须及时、有效地对符合标准的急危重伤病患者实施急救，不得因患者身份不明、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用等理由拒绝或拖延救治。

　　这一“规范”详细罗列了需要急救的症状，却没有触及医院“见危不救”的“病根”――如果伤病员真的付不起急救费用，谁来补偿医院的损失?

　　一些医院把钱看得比生命还重，不完全是医生的价值观倒错了，而是医院本身也要生存。如果医院只顾救人完全不顾收费，经常被拖欠医疗费用，那么总有一天，医院自己也要被抬到“急诊室”了。

　　这一问题涉及国家对医疗的投入。一份以2006-2009四年数据计算的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百分比)的排名中，美国以16.2%排在首位，缅甸以2%垫底。在参加排名的183个国家中，中国以4.6%排在第145名。排在中国之前的，有许多亚非拉国家。2012年6月30日，英国《卫报》刊出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类似百分比列表，美国以17.9%蝉联冠军，位于南太平洋的图瓦卢以17.5%获得亚军，法国占11.9%，阿根廷占8.1%，日本占9.5%，中国只占5.1%，排名还是靠近尾巴(2009年后，中国三年投入8000多亿支持医改)。

　　一方面是中国人口多，病人相对也多;另一方面是中国对医疗投入少，让医院要自己维持生计，使得医疗费用缺口大开，迫使医院要时时盯着收费室。我们医院的许多问题，包括医疗器械和药品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多开药开高价药等等，大都与医院缺钱有关。

　　除了急诊室问题之外，还有更多的危重病人因为缺钱而放弃治疗。每当有慈善人士为救治某个病人而四处筹集医疗费用时，我们在为他们感动之余，都会在心里默念国家的名字，疑惑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二的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隐形?为什么还需要那些本来并不富裕的人捐出辛苦钱?

　　卫计委的“急救规范”出台时，人们本应为之欢呼雀跃，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许多人反而为医院叫屈。他们认为，如果国家没有救助款，医院在不计成本无条件地抢救病人，出现亏损之后国家还管不管?要是还由医院承担，其结果必然是，医疗管理者把问题转嫁给医院，医院最终还是把问题转嫁到病人身上。

　　不解决医院的后顾之忧，这一“急救规范”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称不上，只能算“头痛医脚，脚痛医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