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选择养老方式成了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现实难题，尤其是在广大农村。3月1日起，《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由省人代会通过的社会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今年两会上，这一话题再次引起代表、委员的关注。3月8日，在浙江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表示，“由于农村养老服务功能弱化，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更为突出。”作为“村官”的张天任对农村养老问题感同身受。

老龄化程度加深
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副部长胡晓义就“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发布会上，尹蔚民重点提到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平衡面临巨大的压力。尹蔚民表示，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不仅涉及到制度内一些因素，比如参保人数、待遇水平、抚养比。同时也涉及制度外的一些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经济增长。其中，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影响巨大。
据介绍，我们国家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4.9%，到2020年将达到19.3%，到2050年将达到38.6%。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对比上述数据发现，按照传统标准我国自然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在加深。
早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以浙江宁波为例，3月9日,记者从该市老龄办获悉,截至2014年末,宁波市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到125.5万,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1.5%。换句话来说，从去年开始，宁波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探索多元化思路
短短几年间，老龄化问题已不再是当初简单的数字统计，而是真真切切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已迫在眉睫。
我们传统的观念是养儿防老，但张天任在调研中发现，随着子女进城打工、出国留学或就业，农村的空巢率急剧上升。“大多数老人独自待在家里，有的看看电视、听听广播、打打牌，有的与邻居聊聊天。他们相互照顾，自娱自乐，只有到了生病时才通知子女回家看看，有些甚至生病了子女都不知道。”“离得近的还好，可以时不时地去看看，就怕子女离得远，养老成了大难题。”张天任说。他还注意到，随着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很多土地都被征用和流转，农村失地老人数量也在不断上升，传统的土地养老功能正在弱化。
在浙江农村也出现了一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白天在养老中心吃饭、打牌等，晚上则回家休息。还有些个人会邀请三、五个老人到家里护理，收取几千元钱每年的护理费。“农村老人需求相对简单，只是解决吃喝拉撒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居家养老是解决这一困境的良方，成本低、覆盖面广，也省去了重新适应养老机构环境的麻烦。”在张天任看来，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需求，孤寡老人适合去养老院，行动方便的适合去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行动不便的则适合由专人照看。”他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不能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可探索创新社会化、多元化、多渠道、市场化的综合养老道路。

农村养老需完善政策
多元化的养老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养老问题，但也面临一系列难题，比如没有规范的标准，护理人员严重不足等，这些均需完善政策支持来解决。对于规范问题，他建议全面梳理农村养老服务的个性化需求，针对农村居家养老的特点，分门别类地制定和规范诸如送饭、做饭、洗澡、理发、购物、打扫房屋、陪同看病、生活护理、情感交流等个性化服务流程，积极开展定制服务、上门服务，做到多层次、多样化、有选择性地开展养老服务，让每个接受养老服务的农村老人都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亲人的温暖。而针对护理人员不足的难题，张天任建议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开设老年管理、养老护理专业，加快培养专业护理人才。他认为可以借鉴“师范生免费教育”模式，为农村乡镇敬老院（养老院）定向培养养老护理专业人才。同时，建议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融入农村养老服务的医疗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医疗专业服务，为接受养老服务的农村老人提供更为周到的医疗护理服务和保障。为鼓励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张天任建议国家放宽相关政策，加强统筹协调，研究制定统一、具体、规范的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扶持政策和操作机制，落实土地、房屋、资金补贴、税费减免、水电收费等优惠举措。
同时，开辟国家、集体、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投资渠道，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各界对社区养老服务提供资金上的援助。培育和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其在筹集社区养老资金的作用。要积极引导、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进入社区养老服务，以推进社区养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