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讯：如何才能真正落实供给侧改革的“降成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近日举行的“养老金政策、运营与投资”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首届峰会上，建议将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从20%降到10%，同时划拨国有资产(不低于30%)来弥补降费造成的基金缺口。他表示，“降成本”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凡是未来三年通过不同手段有养老基金结余的地区，要迅速下降养老金的缴费水平，下降期为2016－2025年，这十年之后可以尝试再上升。

这并非第一次有学者提出大幅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去年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表示，现在企业面临艰难局面，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帮助企业跨过这个坎，是一个关键举措。笔者也赞同姚余栋关于养老保险费率应该降一半的观点，但难以认同划转国资填补基金缺口的设想。

表面上看，通过降低企业养老金缴费率和国资划转的方式，在确保企业运营成本明显降低、养老金池内持续不断和充足“注水”，以及确保养老金的总体稳定外，还有效保障了企业员工福利的不减损，各方平衡，皆大欢喜，一举多赢，何乐而不为。但必须清楚的是，国资是全体民众所有，不是谁想划转就可随意划转的。为了减轻部分企业负担，就要用国资来填补，部分企业和员工是得利了，但其他国人的利益却受损了，社会的公平性值得商榷。

其二，退一步说，即便划转国资填补企业养老费率金这一方式可行，但在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突出的情况下，省市以上、发达地区政府(部门)掌握的国资相对较多或充足，而县以下掌握的可能较少或不足，甚至基本没有。如此一来，届时划转政策一旦实施，省市以上和发达地区在划转国资填补企业养老金窟窿上，可能相对容易，但对大部分基层和欠发达地区来说，如何确保国资的及时有效划转呢？如果无法确保，最终企业的成本可能降下来了，但实际进入劳动者养老保障金池内的资金却减少了，那么，就无法保障最大多数企业员工的权益。若再形成新的“历史遗留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笔者认为，如果能完善制度，对企业实施普遍的降税降费，不但能确保尽可能的社会公平，也能有效避免基层和欠发达地区由于集中巨额的国资划转而带来的压力。减税与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与一样，都类似于“放水养鱼”，就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税费改革而言，正是进一步优化税费制度的良好窗口和契机。

因此，帮助企业在困难时期“降成本”度难关，与其降低其养老金缴费率、实施划转国资填补而徒增新难题，不如优化企业相关税收和实施收费减免政策，既可避免降低企业养老金费率的诸多后遗症，又可完善我国的税费制度，促进我国税费改革事业的有效前行，真正实现一策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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