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承芳的遭遇荒诞之处在于：自从她开始缴纳养老保险的那一天起，她注定就不能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缴满15年，而且没有本地户籍就不能补缴，于是买社保的最终结局老早就已注定，那就是只能退保。既然买社保只能退保，那么易承芳有没有权利选择不买，同时拒绝为当地社保统筹资金做贡献呢？答案是不能，因为买社保是由公司统一办理的，社保部门对公司有强制要求。

那么，被强制要求参保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到底保了谁呢？根据规定，农民工养老保险是由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组成的，单位缴工资的20%，个人缴工资的8%，但如果退保就只能退个人缴的8%部分，而单位缴工资20%的部分就留给了地方政府。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退保，受益最大的是农民工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那些地方政府。农民工养老保险不保农民工的险，而是在保一些地方政府的“险”，实在太荒唐。

实际上，既然人家参保了也只能退保，为何参保之初不对参保人做出明确提示，并拒绝其参保，却照样使之能够顺利通过审核呢？当初要求人家参保，今天却又要求人家只能退保，社保制度的信誉与公信力何在？社保部门难道不应该为易承芳的巨大损失承担责任吗？

在传统的思维里，要求公司为员工买社保一直被宣传为一种纯粹的职工权利，而大力推广社保覆盖面的工作，更是以保障公民福利的名义带有很多强制性。可是在当前的社保制度下，参加社保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更是一种无奈的义务，参保就意味着只能退保，退保就意味着必然遭遇财富损失。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是不应该允许退保的，退保就是劳民伤财，退保就是财富掠夺。只要让人家参加，就必须对其负责到底，否则就无权强制要求他人参加。

谁都知道，易承芳所遭遇的无法退休困境绝对不会是孤例，参保却只能退保的第一代打工者，肯定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根据相关报道，由于农民工没法在打工地实现退休，养老保险也难以实现跨地区转移，退保现象严重。2007年深圳共有493.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退保的人数为83万人，而成功转保人数只有9672人。每到年终在沿海城市社保中心排队退保的漫长队伍，这是对现行社保制度的讥讽。

其实，早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强调，将“加快省级统筹步伐，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最近也表示，正在制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这两个办法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争取了意见，大概四季度就会出台。

而在我看来，社保转续办法终究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实现社保全国统筹的需求依然迫切。为何社保全国统筹会如此困难？国外不是早就这么做了吗？商业保险不是也能做到吗？我们不是每年都在公布全国性的平均工资标准吗？为何不能依此进行换算，让多缴了的地方划入以后年度免缴，让少缴了的地方补缴以前年度差额，同时对社保统筹资金实行全国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