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强调，有了这两项新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有所养”的愿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里就能初步实现。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了“任内”和“重在制度建设”，就是要把基本的框架和理念在剩下一年半时间的任内给定下来，为后来者打下制度基础。

中国正从多子女时代向独生子女时代飞奔，未富先老，使绝大多数国人在养老问题上存在后顾之忧。这也是许多居民忍受着储蓄缩水还要存钱养老的重要原因。有人说，中国人的养老问题，不仅仅是关涉到公民的生命夕阳时段的质量，更关涉到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型。唯有让国民不再时时担忧自己的老年生活质量，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的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外需拉动，转为内需推动。诚哉斯言。但摆在储蓄养老面前最大的风险是货币贬值。股票是一个风险很大的投机市场，不适合“存放”养老金；也不是每个居民都能买得起房子、珠宝来保值增值。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兜底的养老保障制度，对于保障公民年老时的生活品质和生命尊严，以及促进国家的经济转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定海神针”的基础意义。

仿佛老有所养会是撬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那个支点。事实真会如此吗？否！事实是，只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经济转型，才能反过来实现老有所养。就在温总理宣布任内基本实现社会养老全覆盖的当口，为弥补巨额社保亏空，上海将个人账户比例由11%降为8%，并下文督促企业在缴纳20%的份额中，将3%的部分划入社会统筹。这意味着月薪3000元的参保人，退休后每月减少收入233 元。

上海难道缺钱到了基本的养老保障都无力维持的地步吗？显然不是。关键是在以发展为主要目的、已经高度公司化的各级政府眼里，公民的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始终被排在极其次要的位置上，而投资，才是政府的第一要义。投资的目的就是赚钱，那是永远也没有个够的时候；因此，哪怕国企的资产翻了多少番，哪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翻了多少番，在发展主义的观念和制度指导下，蛋糕做得再大，社保永远没钱。就在前不久，香港通过了市民减税方案，而派钱 6000港元也公布了登记时间。港府“藏富于民”惠民措施得到广大市民好评。而据《南方都市报》调查，香港的GDP比广州、深圳高了不少，但港府征收的税比广深少50%以上。而在教育、卫生开支上，港府预算又远远超过广深。所见，不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将永远百孔千疮不能为百姓遮风挡雨。

温总理提出的建立社保全覆盖的目标，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强调低水平起步、广覆盖。坚持政府和个人共担责任，政府确保责任到位。中央要加大财政补助力度，地方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宁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确保这方面的支出。但如果保障水平过低，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又变成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那么人们还是无法解除对未来养老的后顾之忧，眼睁睁看着钞票贬值也要存到银行不敢消费。

而一旦政府转变观念、转变职能，可以说各级政府将“有的是钱”。仅国企资产一项，就高达40万亿元以上。现在这些国企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却既不承担或只承担极少的信托责任（向中央和股民分红），也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只承担极少的就业、环境责任几乎全部社会化如松花江污染、石油泄漏、超级大坝影响流域气候等）。调查显示，2009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实现利润占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4.72%、43.69%、27.96%和26.88%。换句话说，占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仅4.72%的国有及国有控制工业企业，却占有了资产总额的43.69%（可证明国企的垄断性和庞大性），然而它们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却只分别占 27.96%和26.88%，也就是说，其效率和利润率远远低于民企。2009年A股上市的国企资产收益率3%，民企是8%；收入利润率国企5.33%，民企5.79%。

而且，国企占有资产总额的三成，提供的就业机会却不到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成。算上社会负担的国企的真实成本，国企的赚钱神话其实是个谎言。何如把这些企业通过恰当的方式民有民享，其财富值实现每个公民全方位的医疗、失业、教育、养老乃至住房等社会保障，恐怕都绰绰有余。届时，政府真正从市场中抽身，回到创造公平环境、税收和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上来。这样的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持久进步繁荣、社会长期健康稳定、公民获得尊严保障的前提条件。如果名为国有而实际上只是少数人支配和享用，这样的“官有”对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

显然，这一步很难，但却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方向。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观念、道德、勇气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