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县是全国第一劳务大县，人口165万，常年外出劳务者达55万人。媒体记者走访了开县的一个村子团凤村，19名受访的50岁以上农民工中，仅有一人获得了单位缴纳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100元/年，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开县劳务办负责人称，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据估算，全国50岁以上、面临养老困境的农民工目前已高达3600万。

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当中，有相当数量将20-50岁这三十年都用在了进城务工，从事制造、建筑、服务等行业，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农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养老问题，并不能通过返乡重新从事农业生产来解决。

除此之外，还需注意到三个因素：第一，第一代农民工许多人本身就是失地农民，原有的农地、住宅被征收，而这种征收如果发生在几年以前，他们所获得的，不过是极其微薄的征地补偿，顶多够买一套乡镇、郊区的住房，留不下余钱来养老。

第二，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也有相当部分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尽管近年来各行业一线工人薪酬待遇有所提升，但在剧烈的通胀之下，仅靠薪酬仍不足以改善自身生活。另一些农民工子弟考上大学跳出了“农门”，毕业后聚集到一二线城市成为了白领，却恰好碰上了高校扩招并抬高学费收取标准、取消毕业分配、城市房价和租房价格猛涨等多道坎儿。很显然，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很难指望子女。

第三，第一代农民工本身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牺牲品。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之所以没有积极性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于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与农民工务工的高流动性存在矛盾。许多农民工在一个地方工作了两三年，要换地方工作时，不仅不能跨地区转移接续保险，而且还只能退回个人缴纳部分，单位缴纳部分被沉淀到务工城市的资金库。这也造成第一代农民工乃至相对更年轻一些的40岁左右的农民工群体，很难满足养老保险15年缴费的条件。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各地在农村地区、农民群体中推出过多种农保试验，每次试验都声称能让农民花小钱看大病，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养老问题。但因政府投入过低、农保政策设计不严密、监管不严等原因，造成历次试验草草收兵，也没有给农民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使得他们很难再有积极性参与下一次的试验。

按照估算，全国50岁以上、面临养老困境的农民工目前已高达3600万，如果加上那些未满50岁，但因工伤、职业病丧失劳动力，又未曾得到必要补偿，无法获得保险资助而陷入生活、生存困境的农民工，数字将更为庞大。正如开县劳务办负责人所称的，他们的退休养老等保障问题，本质上是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问题在极短时间内的集中爆发，是社会改革、福利安全网搭建滞后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然后果。政府有责任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部分发展成果，来为这笔欠账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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