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人社部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该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延迟领取养老金，一直是个争议性话题。自上海、深圳等地试水延迟领取之后，“适时全面铺开”的声音时有出现，但每次“尚在研究”之后，便再无下文，只剩坊间争议，离达成共识相去甚远。

作为一项涉及人口结构、人力资源供求、代际关系、社会保障基金平衡的制度体系，推行弹性退休制度，意味着利益结构的调整，人们对延迟领取产生分歧是必然的，即便是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成熟的美国、法国等，在政策执行之初，也会遭致大量质疑和反对。但是，有分歧不意味着就应放弃，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压力大等严峻问题，难以回避；而且，养老问题本身就得提前考量，欧美国家均提前30到35年制定养老战略。在缺乏替代路径的情况下，弹性退休、延迟领取将会是趋势。

从朝阳平安保险了解到，弹性退休以及延迟领取养老金，是项宏观制度，也是许多要素的总和，不同行业、地域、年龄、身份的群体，在这项制度里角色不同。比如一个脑力劳动者，可藉以发挥余热；对于企业而言，延迟退休整体上又可能影响运转效率；而一个机关单位人员，推迟退休又可能变成“隐性福利”。这些角色各应被安放在制度坐标中哪一点，现在难给出清晰答案，但这可以作为切入角度之一。

以行业分工为例。欧美国家以服务业主导，推行养老金延迟领取，产业结构的阻力较小；而中国目前仍是以制造业为主，这决定了体力劳动者是主流的就业群体，加上他们多为中低收入群体，弹性退休、延迟领取，将会加重缴付成本和身体负担；而且，对于五十岁左右接近退休年龄的下岗群体，再就业更为困难。那么，在这两个群体之间，政策的天平就很难平衡。

再比如，在养老金双轨制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普通民众，延迟领取养老金，又有着不同的受惠效果。前者靠财政拨付养老，后者得自主承担，这已是不公，如果延长养老金缴付年限，也将会延长这种不公。更重要的是，在工作量上，有编制的公职群体，不会比普通民众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中低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生活和身体压力，即便推迟退休，他们也能较为轻松适应工作节奏。

此外，弹性退休、延迟领取倘若全面推行，不同代际的就业矛盾就必然凸显。有资料显示，目前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超1.1亿，每年约有300万左右的人退休，占就业人数的3%，但每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延迟退休，就占去机会的30%。目前就业市场供需不对称，解决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局面，固然能够消化一定待就业群体但却无法彻底消化掉这30%。那么，在本应退休群体，与新生代待就业人群之间，机会应如何分配，才能做到推迟退休与保障就业兼容，自然不易理顺。

总的来说，不管是国外的先进经验，还是基于“2035年我国将迎来"老龄社会峰值点"”的紧迫事实，弹性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将会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减压阀。人们反对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并不是反对这项制度本身，而是反对由它制造出新的不公，行业之间、代际之间、城乡之间等等。理清了这点，在支持与反对者之间，就容易找到一个努力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