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上月下旬有机会去了一趟日本。在我看来，今天的东京，依然是极具日本经济发展特性的城市，只是在交通设施、建筑布局以及现代化程度上，与上海和北京等我国的一线城市相比，实在已经看不出有些什么特别显著的差异了。显然，过去十年间，随着城市化的大力推进，我国一线城市在硬件环境上已极大地缩短了与当今那几个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距离。但恰恰也是在东京，我也非常真切地体验到当下日本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劳动力极度稀缺。一出机场我就察觉出，日本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由年过半百的老年人担当，东京市中心区更是随处可见自动售卖机，贩售内容，从药品到饮料、车票无所不包。尽管欧美各国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原因，有大量的自动售卖机，但是在分布密度上，却难以望日本之项背。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城市化进程完毕，人口进入老龄化后的日本社会现状。

　　上世纪70年代末，基于庞大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中国正式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白云苍狗，30年飞逝而过，今天我国人口结构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不到经济吸纳，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在世界产业经济结构的链条中自发地选择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那么现在和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将会面临劳动力这一要素由相对充裕变为相对稀缺的重大转变。上一波人口生育高峰给我们带来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最近东南沿海城市的用工荒和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富士康的高调内迁，以及最近高考考生人数下降和大学入学率的不断提高，无不预示着我国正在逐渐逼近人口结构的拐点。

　　当一个社会的人口结构面临拐点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都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和考验。经济上，过去我们熟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够再获得供给弹性几乎为无穷的劳动力的支持。如何能够平稳、顺利地渡过这个拐点，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结构拐点的接踵而来，使得我们在经济上面临更大的变数。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独生子女在城市得到推广的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私人部门对老龄化社会的维持能力。眼下，楼价问题之所以被上升到了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高度，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住房这一普通居民最大的消费支出，消耗了太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限制了私人部门用来支持老龄化社会的资源。需要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大的保障责任，在制度上要求政府迅速完善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现状的医疗和养老的保障体制。同时，社会更要在文化上完成转型的准备。要加强对转型期青年的正确导引，避免过重的社会生活压力产生诸如“垮掉的一代”，“御宅族” 等不良社会现象。在观念上、生活模式上，都要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重塑主流的价值观，用全新的心态去迎接我国社会将面临的重大转折。

　　对于一个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却即将步入老龄化的社会，我们所应对的困难和挑战，是没有先例可参照的，而要是某个环节上有个什么闪失，那个代价也是我们所承担不起的。

　　想要跨出这一步，先要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能否做到有效地沟通和协作。为尽快适应人口拐点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公共和私人两个部门均要早做准备。笔者以为，在政府这方面，可能要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做出某种调整。这项政策已经执行32年了，我国的人口状况和面临的问题与30年前已迥然相异。今天，在快节奏的生活重压下，一线城市中出现了大量所谓的“剩男”“剩女”， 另外，还有因为人口性别比例越来越严重失调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出生率的下降，在没有外来移民的支持下，中国长期GDP的增速必然随着人口增速的减慢而回落。如何用更少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财富，满足更多老年人的需要，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特大难题。认识这个转变压力之迫切，尽快将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转为集约密集，由劳动密集升级为资本密集，已是时不我待。

　　笔者以为，实现上述转变，仅靠经济杠杆的撬动，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需要在人口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上有全方位的引导和推动。同时，强化社会公平，深化金融市场开放，为私人部门财富的积累创造条件。私人部门也要充分意识到老龄社会对自身生活的潜在冲击，尽早作出长期合理的生活工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