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艳霞/整理报道

日前，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四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在京举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经济发展失速、失衡，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中，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给全球化提出了新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在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成功召开，论坛对外发出了各方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信号。在这样的背景下，与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就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风险管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等话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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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把握三大机遇 防范“逆全球化”风险

隆国强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失速、失衡，特别是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一直主张经济全球化的英国、美国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声浪，直接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格局，比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这些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全球化走势。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过去30多年快速发展得益于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防范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另外一方面要主动捕捉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

首先，要牢牢把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今天我们面临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包括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技术、深海技术等领域也实现了飞速发展。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几轮大的技术进步，我们发现每一轮集中的、大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革命都深刻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及方向。历史上，中国曾经和几轮重大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擦身而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康乾盛世是农业文明最发达的顶峰时代，但是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公使想来中国通商时，乾隆皇帝以天朝大国自居，称无需跟蛮夷之邦互通有无。当时，英国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我们拒绝跟英国通商其实是拒绝工业革命，导致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和技术进步擦肩而过。鸦片战争爆发后我们一败涂地，进入衰落的周期。

德国人在进行工业4.0，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追赶者，我们还要去补工业2.0、工业3.0的课。但是，我们在补课的同时不能放弃工业4.0的机会。这不啻为一项艰巨的任务——既不能在新技术的前沿落伍，要发展新经济，同时要在传统的追赶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加速追赶。另外，信息技术的渗透力非常强，它不仅仅会催生出一批新经济，同时会深刻改造传统产业和技术。这意味着要注意把握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所带来的新机遇。

第二，要在危机中寻找机遇。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全球性的产业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对中国来说，我们传统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削弱。现在印度、越南等国家加入了出口导向的全球竞争，中国传统出口部门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危机后面还伴生了很多机遇。

具体对中国而言，“引进来”“走出去”都存在很多战略机遇。在“引进来”方面，我们看到高端产业与人才正加速向中国汇聚。2004年我国归国留学人员仅有2万人，而去年这一数字达到40万，比2004年增加了十几倍。此外，还有大量跨国公司高管、研发人员流入中国，这对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很有益处。

从“走出去”的视角来看，我们也面临很多新机遇。比如金融危机带来海外低成本并购的机遇，使中国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并获得先进的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加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无论通过并购、设立研发中心，或者其他投资行为，都是中国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新机遇。

第三，要有创造机遇的意识。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中，中国已经是可以影响全球的一个重要变量。从前的中国作为一个小经济体，更多的是寻找机遇，而现在我们有条件创造机遇，这是从“借势”到“造势”的转变。在“造势”的过程，一定要注意既利己又利他，争取创造共赢格局。

“一带一路”是一个典型的共赢倡议。它所倡导的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能合作也为全球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体现了中国从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时，我们有能力发挥影响力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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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

将风险管理全面嵌入“一带一路”建设

孙祁祥

全球化提出新问题，本轮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全球化的倾向，最典型的是去年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让世界人民大跌眼镜的两个黑天鹅事件，让所有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全球化这个问题上。全球化负面效应正在凸显和外溢，它的发展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压力。原因何在？“一带一路”将如何引领全球体系的深刻调整和新型全球化，又会带来哪些新的风险挑战？我们应该如何管理这些风险，顺利、高效地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一个重要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全球化的积极进展看，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类健康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球贫困问题大幅度改善；各国相互借重、谋求合作，总体上维护、维持良性竞争关系；国际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断增强。

而从负面效果来看，全球发展失衡加剧，在缺乏有效全球治理的情况下，各国利益冲突增加并复杂化；同一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国内风险和地方性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风险生成和扩散的机制复杂化。

全球化发展至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型全球化时代，而新型全球化需要新的推动力量。

面对全球的增长动能不足、全球治理体系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的严峻局面，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意愿和能力有限的局面，面对新型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国际力量发生深刻变化的局面，要求国际体系多极化的呼声非常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这样一个由各方共同打造的、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的全球公共产品可以说是顺势而生。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机遇，又要认清风险挑战，因为传统全球化的负面效果，并不会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自然化解。 “一带一路”意味着新的竞合模式与格局，势必涉及资源整合和利益协调，可能会加剧系统内部原本各种活动的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信保的风险报告数据，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国家风险评级为中级或高级的国家共50个，占76.9%。“一带一路”涉及的这些国家，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宗教风险，文化风险、法治风险相当高，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加上域外势力的干预频繁，对“一带一路”建设将带来很大的挑战。

我认为在对“一带一路”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以下三个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将风险管理全面嵌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构建包含“风险共担机制”的“命运共同体”。牢固树立“风险管理”的思维意识，高度重视“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定把风险管理，特别是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作为重要的环节嵌入其中。“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强调利益和成果应由相关各方共享，但责任和风险也应由相关各方共担。只有通过“政策沟通”，建立合适的“风险共担机制”，才能构建真正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第二，有效运用“保险”这一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工具，建立“政府+市场”的风险管理制度框架。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风险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在风险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政策支持作用，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保险业是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天然优势。我们可以运用保险建立市场化的保险支持体系，特别是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同时我们也要创新发展境内保险和跨境保险。

第三，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让不同阶层的人群共享全球化的成果。我们要吸取欧美国家的教训，防患于未然，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可能对国内不同阶层的人群带来的差异化影响，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法，综合施策积极应对，让不同阶层的人群能够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从“帕累托改进”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阶段，更加凸显了“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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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一带一路”是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战略

张燕生

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全球化面对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也就是改进全球化的缺陷，推进公平、创新、良治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可以说是推进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另一个是黑暗的前景，我们可能会进入全球化间歇期，甚至像20世纪20、30年代或70、80年代的情形，造成开放的风险大于机遇。

那么全球化的间歇期会发生么？如果法国脱欧，乃至进而导致欧盟解体，世界又会怎么样？从这个角度来讲，全球化确实到了一个系统风险显著大于机遇的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新科技革命和新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用新工业技术革命在全球满足碎片化、个性化、分散化和本地化的需求，同时，传统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跨国经营越来越难以抵挡东道国崛起的本地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工业技术革命推动的这些新技术、新企业和年轻人成为新型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

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战略便是“一带一路”。它把我国西部地区推到对外开放前沿，把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推到了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前沿，要把东部创新优势、中部投资优势与西部资源优势合成对外开放新优势；把西方创新优势、新兴大国投资优势、发展中国家资源优势合成对外合作新优势，破解“西西合作”难题。

“一带一路”最前沿的我国西部地区，无论是面向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内蒙，还是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主要都是资源驱动型经济。这些地区还没有进入投资驱动型阶段，离创新驱动更是还有相当的距离。无论是“五通”还是产能国际合作，这些地区尚不具备“走出去”的实力。同时，“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也是资源或要素驱动型经济，政治风险、制度风险、经济风险高，对传统产业需求大。

我们可以看到前30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创造的经济福利，其最大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过去由跨国公司全球采购网络决定中国商品卖给谁，我们只是代工，知识产权、品牌和渠道都不是自己的。而现在中国企业要把商品卖给“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老百姓，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品牌和渠道，适应开放型经济新常态。从这个角度来讲， “一带一路”一方面带来风险，一方面也带来巨大的商机。

我认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是企业转型的必经之路。 “一带一路”是风险最高且全球跨国公司竞争最薄弱的地方，如果企业能够活下来，培养狼性，30年后再进入美国、日本等发达市场，与全球跨国公司展开大决战的时候可能把握更大的胜算。

中国在推动新型全球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抓手，即自由贸易区战略。它包含一下三个方面。第一，立足周边，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得一个更加开放的区域经济。第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通过签署双边和驻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降低贸易障碍，提高双方在标准、规则和制度方面的对接，以减少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经营的风险。第三，中国将在全球推广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为了积攒自由贸易区的经验，从2003年至今，中国已经建立了11个自由贸易实验区。它的核心就是先行先试、可复制、可推广的推动自由贸易的制度、规则、标准和规范。随着时间推移，如果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得以顺利落地实施，可以预见它将进一步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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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监事长周立群：

面向“一带一路”风险管理的出口信用保险

周立群

现代国家治理，以国境为界谋发展是不够的，以国境为界求稳定、防风险也是不够的，“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经济全球化新发展的一项话语体系和实践载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风险水平较高：根据2016年中国信保发布的国家风险评级结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等及以上风险国家占比超过90%；从中国信保所承保企业的实际报损情况来看，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报损金额超过20亿美元，占同期全球报损总额的43.5%，远高于其承保金额占比。风险来源主要包括域内国家风险（如东道国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营商环境风险、法律风险）；外部政策风险；和项目执行风险（如技术风险、商业及财务风险、合作方信用风险）等。

保险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把官方出口信用保险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手段。中国信保成立于2001年，经过金融危机以来的跨越式发展，总体业务规模及各主要险种业务规模已连续7年排名全球官方出口信用机构首位，政策性作用显著。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信保主要承担了风险保障、融资促进、市场开拓、损失补偿和信息服务等五大功能，扮演着独特而又重要的角色：中国信保作为国家“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信保凭借国家信用和专业服务，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提供全面保障，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风险承担者；中国信保在维护我国企业海外整体利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管控“一带一路”信用风险的有效“闸门”；中国信保利用独特的保险产品和专业化服务，运用市场化手段撬动更大体量的商业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为了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信保持续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不断优化升级产品，制定了针对性的赔付机制和追偿方案；与几十个重点国家的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或融资保险额度协议，为企业“走出去”搭建融资保险平台；发挥杠杆作用，撬动银行融资；提供专业的国别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信息服务，为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益参考。目前，中国信保业务范围已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承保项目涉及交通运输、石油装备、电力工程、房屋建设、通讯设备等领域，有效推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降低了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和投资的风险。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为了有效应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建议应重视并加强国家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对外投融资整体合力、并积极推动出口信用保险立法。

(图片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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