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国务院医改办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强调“尚未开展试点的省份,要在2014年6月底前启动试点工作。”
截至2013年11月,全国已有25个省份制定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实施方案,确定了134个试点城市,其中59个试点城市已经启动并开始支付待遇。浙江则在试点一年多后,决定今年全省推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此前表示,所谓保险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不是说整个花费报销50%,而是在基本医疗保险已经报销的基础上,超过的部分,只要是合规的支出,再报销至少50%。他强调指出,大病保险并不是商业保险,而是政府主导的一项基本公共福利政策。
记者调查了解到,已试点地区总体进展顺利,但在筹资方面尚需进一步得到保障。部分地方把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限定在医保目录内。但实际上,2012年关于大病医保的有关意见就规定,大病保险的报销范围不再局限于政策范围内,而是实际发生的合理的高额医疗费用。
据了解,国务院医改办在下发的《通知》中明确表示,在接下来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将加大包括“完善筹资机制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力度。
长效筹资待解
按照2012年8月六部委的指导意见,大病保险的筹资来自于基本医保的结余。但在政策推出一周年之际召开的总结会上发现,很多地方执行并不到位。
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提供的资料,仅有青海、吉林等少数省份人均筹资额高达或超过50元,其他多数省份都未达到40元及格线。“东部有一个大省,全省按17.5元筹资,以后怎么能够进行下去?”一位曾参与大病医保制度设计的原国务院医改办人士说。
业内人士解释,一方面确实是部分地区结余有限,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数据精算,做出来的方案过于保守。
虽然财政每年都在增加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贴,但医疗费用也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基本医保基金的当年结余率近几年来又一直在降低,仅仅依靠累计结余并不足为长远之计。
六部委指导意见曾明确,可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这从一开始就遭到异议—人社部不便透露姓名的政策研究专家认为,基本医保尤其是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都是现收现付制,当年筹资应该全部用于当年参保患者的医药费用补偿,结余部分仅仅是风险基金,比例很低。
该专家指出,如果实际结余较多,可以通过二次报销来提高城镇居民和参合农民的实际保障水平,部分地区新农合就是这种做法。
太仓市大病补充保险的经办方、人保健康江苏分公司的人士认为,医疗费用有一个刚性增长,虽有医保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医保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仍将越来越大,结余也将随之减少,未来应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筹资机制,除了统筹基金出资,可以考虑个人账户释放,以及财政和参保者个人追加投入等。
记者获悉,在浙江省的大病保险试点中,已出现参保者个人缴费的机制,该省金华市的市本级大额补充医疗保险,运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要求个人缴费。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保险学会副会长何文炯认为,从发展趋势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可以探索用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余额支付保费。
封顶线划分
对于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六部委指导意见的原文是:“大病保险主要在参保(合)人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对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
根据《浙江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调研报告》,浙江省金华市和湖州市已经突破了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但已开展大病保险的地区多数没有突破,这些地区严格执行全国性政策,大病保险目录与基本医保目录完全一致,总体而言缓解“看病贵”的力度不够—因为一旦患了大病重病,巨额的医疗费用一般都是由医保目录外的药品和项目产生。
相较而言,先行一步的太仓大病保险,最突出优点就是关注参保者的实际负担,把所有合规的医疗费用都纳入了保障范围。
“医保目录是实现‘保基本’的必然要求,但也是‘因病致贫’的重要原因”,太仓市医保结算中心主任钱瑛琦分析,大病保险必须合理突破基本保险制度的目录范围,这也是由基本医保制度目录内报销比例已接近上限所决定的。
此外,自六部委文件倡导建立大病保险以来,多地实践在起付线、封顶线、报销比率设置方面,都有不同的做法。太仓市人社系统的人士认为,报销额度的封顶管理看似确保基金“安全运行”,但也助推了“因病致贫”的发生,因此当地的大病保险完全不设封顶线。而北京的大病保险方案,在适用基本医保目录的范围内,没有设封顶线。
何文炯认为,封顶线是任何规范的保险方案所必须,大病保险也不例外。他建议浙江全省统一封顶线,起付线则参照北京经验,以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标准。
提升商保经办能力
大病保险在推出之际就明确由商业保险机构承办,有资质的商业保险公司也跃跃欲试。
但在制度推出一年之后,首批参与的商业保险公司纷纷报出了亏损,甚至传出“几乎全行业亏损”的说法。
2013年上半年新增大病保险业务的中国人寿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底,保费收入5.2亿元,运营支出5.95亿元,其中赔付支出为1.42亿元,业务及管理费0.44亿元,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4.09亿元,总计亏损7500万元,约14%。
除了对垄断地位的公立医疗体系控费无力,商业保险公司的经办能力亦令人担忧。上海某区级医保结算中心人士私下对记者表示,总体而言,目前商业保险经办管理的专业程度比医保部门差得太多—其表现之一就是理赔速度太慢。
此外,商保公司为了中标往往随意压低保费;同时不切实际地提高报销比例,更使全行业雪上加霜。
前述六部委指导意见明确,为避免城乡居民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为目标,大病保险实际补偿比例将不低于50%。而据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院长王稳透露,有的地方未经精密测算就把补偿率增加到70%、90%,有的地方是百分之百的补偿,山东最高支付40万,风险骤然加大。
“要培育商业保险参与医保体系建设的服务能力”,浙江省保监局副局长刘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这一表态,既是对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大病保险表示支持,也说明商业保险公司在这方面的经办能力尚有待提升。
此次国务院医改办的有关通知中也明确,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的监管,通过日常抽查、建立便捷投诉受理渠道等多种方式,督促其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防止信息外泄和滥用,对违法违约行为及时处理。
当务之急是扭转经济对投资与债务扩容的依赖
日前,央行在最新发布的《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表示,流动性闸门的调控和引导作用更加重要,今年央行将合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等工具,管理和调节好银行体系流动性。
历经去年的流动性紧平衡之困后,各界期许今年不再“缺钱”。不过,面对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有待增强,经济对投资和债务的依赖持续上升等境况,要让今年市场流动性告别紧俏将知易行难。诸多迹象显示,中国流动性紧俏源自经济孳息能力不足下的信用紧缩,这使得今年货币政策将需要在稳增长与防风险间取得平衡。
事实上,经济对投资和债务的高依存度预示经济面临真实信用紧缩风险,而这将使今年货币政策面临两难:要维持经济稳中有进,避免触碰增长下限风险,就必须依赖投资及债务的持续扩容,而这将在金融市场产生流动性吞噬效应,进而在放大流动性问题的同时,抬高市场实际利率,并反过来牵制投资和负债的扩容。毕竟,主导投资和债务扩容的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虽对实际利率走高不敏感,但却面临融资供给硬约束:即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下真实储蓄率走弱,利率政策等金融压抑政策促生一定的金融脱媒,以及经济内生孳息能力不足导致的信用紧缩等,正规金融系统正面临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风险,而愈发难以内生出维系投资和债务膨胀的流动性支撑。这将预示着今年的投资和债务扩容将可能采取“配给”,即相关决策会优先护卫重点投资项目的流动性支持。
同时,今年美联储的QE退出等将影响中国基于国际收支双顺差配生的信用创造能力。自1月份美联储再度缩减QE规模以来,国际资金从外围向欧美中心地带的回归趋势渐成,新兴经济体正在遭遇本币贬值、股市羸弱等挑战,如截至2月9日俄罗斯卢布今年以来对美元已贬值7%,对欧元也贬值5%,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超过9%。
与新兴经济体类似,中国同样面临资金外流等风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表示,高达千亿美元热钱流走仅是时间问题,而香港市场资金走向反映的是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风险偏好。随着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化、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不仅取向回落,而且通过经常项目顺差激发国内的信用创造能力也将趋向式微,即人口老龄化下真实储蓄率回落与国内投资、负债对储蓄的消耗,使中国缺乏充足的储蓄出口,同时TPP和TTIP引发的国际产业生态重构,及新兴经济体经济趋于平稳发展,中国外需市场的可挪用空间愈发有限,这将导致基于外汇占款带动的国内信用创造面临紧缩预期。因为中国很难单纯通过人为坚挺人民币汇率吸引外资,以舒缓国内日益紧俏化的市场流动性,抑或即便能吸引到部分外资,其外部融资成本也势必陡峭化,而这在经济孳息能力不足下是难以为继的。
当务之急是下决心扭转经济对投资与债务持续扩容的依赖,如通过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在实行政府和国企去杠杆的同时,为基于市场逻辑的信用创造提供制度保障。
总而言之,大病保险的推行是医保体系的一大重要里程碑,试点了商业保险的参保与基本社保的配合,也对于降低患者经济压力来说用处颇多。后期发展中,提高商业保险机构的承办能力也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