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国家出台某种政策的时候，也有人主张保险费率要体现政策导向，即对于需要支持、鼓励发展的行业，适当降低保险费率，对于需要限制的行业或企业，提高保险费率。其实，这种主张也是把保险费率作为经济调控的手段。

这就提出一个命题：能否把商业保险作为经济调控的手段？比如对需要限制的行业实行强制保险、提高保险费率。

我的意见是：商业保险不应当、不能够承担经济调控的职能，不能作为经济调控的手段。

第一，不能把强制保险作为限制某个行业发展的手段。强制保险的险种，主要是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的出发点，是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由于受害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所以保护的是社会公众利益。如交通事故每天都有发生，肇事车主可能无力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车辆投保了责任保险，就能由保险公司赔偿。所以，把交通事故责任保险规定为强制保险，是为了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限制、减少机动车的保有量。强制高碳行业投保环境责任保险，虽然增加其成本，但也使其获得了保障。投保企业发生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并不能达到限制高碳行业的目的。对于高耗能、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应当采用征收税、费的手段加以限制，或者不批准新建项目，甚至可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已有的企业。

第二，保险费率是风险的价格，即投保人转移风险支付的代价、保险公司承担风险收取的代价。保险费率的高低，取决于保险标的风险的大小，风险增大，保险费率应当相应提高；风险减小，保险费率应当相应降低。如果把保险费率作为经济调控手段，有关政府机构就要按照产业政策随时调整保险费率，但依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费率由保险公司拟订，报保险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后施行，也就是说，保监会等政府部门不能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需要直接制定保险费率、主动调整保险费率。机动车辆保险，对于曾经出险的车辆提高保险费率，对于未出险的车辆降低保险费率，是因为出险车辆被推定为风险较高，未出险车辆被推定为风险较低，体现的仍是等价交换的商业性原则，并非是体现调控手段。至于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国家对保费给予补贴，是因为出口信用保险和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不是一般商业保险。

第三，能否要求保险公司对需要限制的行业提高保险费率呢？我认为不妥。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是一种民事活动，保险公司制定保险费率、收取保费行使的是民事权利。民事权利属于私权利，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碳排放量高的企业和车辆，损害的是环境、损害的是公共利益，若对其施行较高的保险费率，是保险公司增加利润。碳排放量高的企业和车辆的存在，使公众利益受损，使保险公司受益，这显然是一个奇怪的逻辑。而财政、税收部门行使的是公权力，若对碳排放量高的企业和车辆提高税率或行政性收费，多征的税、费属于国家，用于公共利益。所以如果需要增加某些行业的成本，以对其限制的话，也不应该用提高这些行业保险费率的手段，而应该使用提高这些行业税率、增加行政性收费的手段。

总之，国家调控经济，主要使用财政政策（税率等），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等）和产业政策（项目审批等），商业保险难以承担经济调控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