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生命保险协会在2001年11月，公布了对保险行业进行自律的《关于“销售金融商品的有关法律”的生命保险协会的指南》。在该指南中，生命保险协会要求各生命保险公司在进行生命保险产品销售时，对与保险产品有关的“重要事项”进行说明。

　　何谓重要事项，上述日本生命保险协会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对容易引起本金发生亏损的保险产品（主要针对变额保险和外汇保险），应当对投保人进行具体的说明，例如，投保人在投保之后，有可能其将来领取的总金额，会低于投保人所缴纳的保费之和。

　　在机动车保险的任意保险中（不包含“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有很多属于保险人不保障的项目，而这些项目一般不会规定在保险条款的免责事项之中。这些项目尤其需要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例如，日本机动车保险中，由于18岁到26岁的人士属于高风险人群，如果将其列入被保险人的范围中，则保费会很高；如果不担保则保费会相对比较低。因此，在保险产品的特约条款中，往往将26岁以下人士不担保列入其中。如果在机动车保险合同缔约之前，保险人不明确向投保人进行说明，日后则往往容易引起纠纷。

　　违反说明义务的效果

　　违反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效果

　　违反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效果，可以从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中直接了解，无庸细说。

　　违反免责条款不明确规定的说明义务的效果

　　如果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中，并无十分明确的规定，而保险公司并无履行说明义务，那么，该效果如何？

　　南京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1997年，A（诉外，后亡故）和Y1（寿险公司，被告）签订了以X（A的儿子，原告）为被保险人的两全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时已患有癌症、脑中风、心脏病或其他严重疾病以致身故的情况下，保险人不负免缴保险费的责任。在投保时，A已经患有乙型肝炎，在投保单（投保申请书）有关既往病询问单上记述的是“差”。3年后，A死于肝癌。

　　乙肝是否属于条款规定中“其他严重疾病”？

　　第一，乙肝是否属于“其他严重疾病”？在保险条款中找不到答案。

　　第二，乙肝是否属于“其他严重疾病”？应当由Y1保险公司进行举证。如果无法举出十分确凿的证据，则无法认定乙肝属于该保险条款中所规定的“其他严重疾病”。

　　综上所述，第一，乙肝并不属于导致其身故的原因，其中没有相当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便Y1保险公司举证成功，认定乙肝属于“其他严重疾病”，该认定也无法律效果。因为该认定至少没有向广大消费者公开，至少所有的投保人都不知道该认定，这种没有向投保人进行说明，而导致保险公司免责的内容，也没有向投保人明示的内部认定或规定，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违反免责条款以外的说明义务的效果

　　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的免责条款部分并没有加以规定，而确实又是属于保险公司可以有免责的可能性的情况下，该如何判断该种情况的效果。

　　2004年发生在广州的一个案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该案例中，其主保险合同条款与附加保险合同条款存在差异，而且该差异对投保人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如果发生和本案同样的事实，将涉及到保险公司是否能免责的问题，那么与此有关的条款以及事项，理所当然有必要向投保人进行说明。换种方式说，既然主从保险合同条款上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将影响到上诉人是否给付保险金，那么按照《保险法》的规定，这必须列入需要向投保人进行说明的事项之中。

　　说明义务法理的重要性

　　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这是几百年来保险业得以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建筑在最大诚信基础上的一种保险的习惯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已经逐渐上升到法律加以规范的层次。

　　如果在保险实务中任意解释该法理，不以法律规范为准则，滥用说明义务的法理，将无法体现《保险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和严肃性。如此，不仅对保险业的繁荣与发展会产生负作用，同时也损害了广大投保人的切身利益。因为任何一个保险事故发生后，表面上看是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其实质上是保险的大数法则的作用，是所有同一保险的加入者来共同负担这一损害，而保险公司只是一名经营者而已。如果任意放宽赔付的标准，最终受损害的是广大投保人。当然也会使保险的经营者在经营成本上受到损失。因此，正确运用说明义务的法理，不仅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保护了广大投保人的利益。综上所述，说明义务的原理的掌握和运用在保险实务中显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