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业在加快发展的步伐中应不断加强行业文化建设，在资本实力和市场规模等“硬指标”不断提升的同时，把行业文化建设“软实力”的提升作为全行业的重点工作，增强全行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险行业具有强调诚信原则、强调自律约束、强调道德风险的特点。因此，保险行业文化伴随着保险业从诞生起就一直与道德密切联系，现代保险业不仅是契约经济、法制经济的产物，更是道德经济的产物。

保险具有先天的

公众道德基因

作为一个特殊行业，保险业经营的不是有形商品，而是一种规避风险或风险投资的承诺式服务。社会对保险业的道德要求不仅大于一般工商业，而且还要高于其他金融部门。无论何种形式的保险，就其自然属性而言，都可以将其概括为：保险是集合具有同类风险的众多单位和个人，以合理计算风险分担金的形式，向少数因该风险事故发生而受到经济损失的成员提供保险经济保障的一种行为。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和专业化的风险转移和损失分摊机制，保险的首要职能是保障，追求稳健安全，以及共荣和谐，这种特征是任何其他产品所不具有的。在欧美发达国家，保险已有数百年历史，保险是从自发的互助保险、相互保险逐步发展到商业保险，保险的互助共济本质已深入人心。所有被保险人之间的互助共济关系，即以大数法则和概率论为理论基础的保险经营是“千家万户帮一家”。

保险契约作为一种合同，其履行除受到市场调节和政府监管的保障外，道德调节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第三种调节。格罗斯曼与哈特在1986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完全合同理论：无论是公民与政府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公司与客户之间的交易关系，可以用合约来约束，但所有的合约都是不完全的，因为再详细的合约也无法应对变化万千的交易环境和纷繁无穷的交易细节，各方在交易的过程中，总有合约所约束不到的地方，在合约所不能约束的灰色地带，人们会如何行事，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还是唯利是图落井下石，完全取决于当事者的文化和道德。而法律不过是社会规范的文字性的固化而已。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后，道德力量同样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存在。有了道德力量调节，市场运行就更正常，政府调节就更有效。

道德发展与保险业

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企业道德与企业盈利之间是不矛盾的，甚至从根本上讲应该是一致的。古语云：德不孤，必有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都从一定意义上讲的这个道理。有道德、有文化、有品牌的保险公司，知名度和美誉度高，客户也自然多且忠诚度高，企业的盈利目标的实现可能性也大，可持续经营的成长空间也大。

有道德的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在兑现承诺或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和标准上，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比其他企业付出的暂时性成本要多一些，但从经营的生命周期和规律上，投入产出却是极为可观的。能有百年老店，靠的就是长期形成的产品信誉和服务品牌。

此外，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一方面，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是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在保险人承保后可能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保险合同的专业性、技术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广，投保人、被保险人难以准确地理解，相对于保险人，被保险方对保险条款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保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成本增大，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并直接损害保险合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才能降低保险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保险的社会经济效益。

保险的金融性质决定了保险业道德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负债经营是保险业基本特征，其自身拥有的资本金与负债规模相比，是不对称的。如果没有道德，公众就会丧失对保险业的信心，切断涌向保险业的资金链条，动摇保险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保险业应不断加强

道德文化建设

一种经济形式的发展，必然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文化。这既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一定社会整体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道德作为社会的整合力量，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和功能。保险文化包含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等所具有的价值引导功能，可以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保障。保险业的发展已经进入“形象竞争”的时代，形象中最为重要的是道德形象。因此，整个保险业应当建立起一套涵盖内在价值取向、经营理念、外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高标准道德文化，促进股东价值、客户价值、员工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或最大化。要从以往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正在践行着、发展着的道德标准中汲取道德观念，避免那种仅从理论出发、没有现实基础的说教道德。这种新型的道德文化应以促进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心，以社会公正与自由为原则，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借鉴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确立促进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道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