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大学校方派人到知名教授床前宣布解除与其聘用合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

一边是道义，一边是合同。解聘病危教授，从前者的视角检视此事件的话，大多数人很轻易地就会举起道德审判的大刀，砍向“不仁不义”的武大。因为武大雪上加霜、冷血无情的这种做法，确实不符合国人传统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秩序。但是，如果从后者解读的话，武大遵循规则，按照市场原则办事，其实也并无不妥。毕竟，张在元教授不是武大的正式员工，道义归道义，但住院的开销花出的也都是真金白银。从规则上讲，武大按合同并没有义务为这位病危教授养老送终。

所以，从情感上讲，我们每个人都会同情病危教授的遭遇。但是从理智上讲，武大也并非面目可憎，不仁不义。因为，自2006年张教授重病入院后，武大已经垫付医疗费用68.6余万元，补贴16.5万元。虽然没有大包大揽，一包到底，但这近百万元的医疗费用，这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甚至，武大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因此，纠缠于道义之争，各执一词，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陷入口水之争。纠缠于道义之争，同样也可能遮蔽这一事件的一些本质问题所在。比如，我们完全有必要问一问：张教授本人有没有医疗保险？毕竟，张在元教授和武大只是一个聘任关系，并没有人事隶属。按照正常的逻辑，张教授得病之后，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发挥作用。作为社会精英，张在元教授是不可能没有医疗保险的，但为什么医疗保险没有为张教授兜底儿呢？医疗保险制度哪去了？

张教授的遭遇还让我们再一次见识和领教了“看病难”、“看病贵”。两年多的时间，武大就为自己聘用的张教授付出了近百万元的医疗费用。放在一个平民身上，这将是一个多么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多么残酷的不能承受之重。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武大解聘病危教授的本质问题，不是道义，不是合同和规则，而是医疗费用的高低问题。国民医疗费用之高，已经高到让武大都不得不背负上了“不仁不义”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德骂名。

想想，张在元教授已经够幸运了。得病了，张在元教授还有一个武大可以依托。可是，作为一个庶民，如果得了张在元教授一样的病的话，没有医保，也没有武大。在这天价的医疗费用面前，可能只有无奈地等死。

武大解聘病危教授事件，是一个挺好的标本。其实，这其中并没有那么多道义和道德，也没有那么多的不仁不义。在泛滥和虚无的道德口水中，我们应该看到，如果医保制度不兜底儿，如果“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症不能解决，那么我们人人都是弱者，都是比张教授还惨的弱者。张教授还有武大出于道义的近百万元出手相救，我们呢？我们庶民有“不仁不义”的“武大”可以依托并指责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