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路的社保中心,与春节前比,要冷清许多。
“最高峰时候,一天有接近3000人来办理退保。”退保窗口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曾经有企业包了几辆大卡车,把工人一起运来办理退保,我们9点上班,8点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龙,一直忙到下班连水都难得喝上一口。”
退保者大多数是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因为现行养老保险政策的种种限制,使他们持续参保成为一种奢望,亦是我国社保体系中最令人忧虑的一个缺保群体。
官方的统计说,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近2.3亿人,截至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保的农民工2416万人,只占城镇就业农民工的17%。
跨越这一个巨大鸿沟,目前上下各方的努力还刚刚开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目前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个多月了,最后的办法虽然还在等待中,但是国家层面开始着力于农民工的养老统筹,农民工的老有所依问题,制度大门已经打开。
危险的忽视:土地养老的悖论
于是一个悖论产生:既然回乡养老,则不太有能力种地,年轻人又外出,土地作为最后的养老保障,如何来实现?这是一个危险的忽视。
每到早晨七点,56岁肖胜经就准时起床,到院子生火煮饭,八点半,他要到一街一隔的小区上班。肖胜经是来自重庆市潼南县群力镇一个叫白兔村的农民工,进城十多年,一直当“棒棒”(重庆对进城帮人挑货的农民工的戏称),这四年才在小区做绿化工。
肖和老婆近四年租住的地方,是一幢随时会被拆掉的旧房。房屋共三层,每层有八间十来平方的小屋,住着和肖胜经一样的农民工及家人。这二十多户人,从事着搬运、装修以及水泥、木工等工种。
早已远离乡土的肖胜经们,对农村那几分地他们也很陌生了,土地这本是他们的最后保障,但说到回乡下养老,却又一脸茫然。提起办理养老保险,他们会笑笑说,“这是城里们的事”。
肖胜经们并不十分清楚,重庆市也已经开始考虑他们的养老问题。重庆政府今年制定的计划是,到年底前,使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0万的计划。但是,另一个数据或许令人联想:在重庆主城区,像肖胜经这样的农民工,计有316万人。
这还是在留在重庆的数据,还有418万农民工在重庆市外务工,他们的养老问题也同样令人关注。今年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市外回流返乡的农民工48万人,重庆市政府组织人员,对其中15984名进行抽样调查,结果仅有3147人参加养老保险。
农民工的养老保障的缺失并非仅在重庆。过去几年,民盟重庆市委针对农民工养老保险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组历时五个半月,调查了重庆、四川、贵州、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等省市的农村、企业主、打工农民及社保部门。
专题调查组的负责人,重庆市政协委员、綦江县政协副主席冯秀乾告诉本报记者,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83.2%的人不愿意参加目前推行的养老保险,80%的企业主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这些接受调查的农民工90.2%没有参加养老保险。
来自人保部的数据说,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近2.3亿人,其中进入城市就业约1.3亿人,在本地乡镇就业约0.9亿人,但他们每100个人中只有17个人参加了养老保险。
问题是,与此同时,在东部劳务输入省市,即使这参加养老的人中,却一直对是否退保犹豫。来自重庆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工,在接下来他们的抉择中,让“退保潮”成为一个流行词语。
24岁的湖北小伙子黄咏,就是其中之一。在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路的社保中心大厅里,社保结算柜前,队伍排的很长。黄咏挤在人群里,抬头看着大厅电子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排号信息。黄咏的号是168,“我早上8点半到的,结果还是有134个人比我早到。”
黄咏出生在湖北省郧西县上营村,高中毕业后即出外打工,一年也就过年十几天在农村老家。黄咏最后领到了900块钱的退保费。提前退保并不划算,因为工厂为他交的养老统筹部分,不能带走。黄咏说,落袋为安,就当奖金了。
“老了就回家,还有一块地。”这曾是上一代农民工的普遍想法。退回农村能否解决养老,现在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
重庆市綦江县政协副主席冯秀乾告诉本报记者,目前45岁以上的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的30%,他们因年老将逐渐返回农村,“但我国多数农村人多地少,即使是壮劳力,完全依靠土地也难以养活自己,老年人想依靠土地养活更加困难。”
于是一个悖论产生:既然回乡养老,则不太有能力种地,年轻人又外出,土地作为最后的养老保障,如何来实现?这是一个危险的忽视。
农民养老四大模式
“双低”模式,即低成本进入,低标准享受,它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降低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等方式,降低农民工的参保成本。相对应的养老保险待遇也适当降低,重庆2007年推出的政策,就采取了这种模式。
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即进入制度新建的尝试。
当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抓紧研究低费率,广盖,可转移,并能够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
根据这个原则,各地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也在进行着不同的探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苓玲向本报记者表示,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概括起来有四种模式。
一是“城保”模式,即把农民工社保纳入城镇社保中,执行同一政策,但当农民工和企业终止和解除劳动后,社保机构大都将其个人账户的资金一次性发给本人,同时终结养老保险关系。目前,广东、甘肃、河南、陕西等许多省市采取了城保模式。
“这种制度缴费门槛过高,严重影响农民工和企业参保积极性。”刘苓玲说。2005年底,广东省实有的农民工1700万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580万人,参保率仅34%。
二是“综保”模式,这被称为专门为农民工“量身定做”的社会保障模式,首先由上海设计实施,成都也采取了类似模式,即把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养老三项保险捆绑在一起,按比较低的费率缴费,如上海规定综合参保率为12.5%,成都规定为20%。
对此种模式的普遍评价是,它比较符合农民工实际情况,但是更强调医疗与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则显得薄弱,同时自成体系,很难与城镇养老保险相衔接。
第三种是“双低”模式,即低成本进入,低标准享受,它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降低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等方式,降低农民工的参保成本。相对应的养老保险待遇也适当降低,重庆2007年推出的政策,就采取了这种模式。
此外,还有“农保”模式,这也被称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将农民工纳入流出地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存在诸多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处于停顿状态,至今无成熟方案。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推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不能真正起到养老保险作用,得不到广大农民工及企业主的支持,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希望国家层面进行统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很差钱:高投保率之问
对于农民工来说,“一百块也好,五十块也好,都是很重要,舍不得拿去参加社保。”重庆农民工肖胜经说。
影响农民工参保的一大障碍,是缴纳比例太高。
按照现行大多数省市普遍实行的“城保”模式,用人单位需缴纳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工资的8%,这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低收入的“农民工”而言,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本报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民盟重庆市委的调查显示,农民外出务工,70%以上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还有相当部分月收入只有700元左右,农民工普遍认为,除了生活费,每月再交这笔费难以承受。
重庆市綦江县政协副主席冯秀乾告诉本报记者,养老保险缴费是以当地职工上年人均工资为基数,即使在西部一些省市,职工年均工资也高达一万二以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达两三万,大大高于农民工实际收入。
“如广州市职工年均工资两万以上,社会养老保险个人每月需缴费100元以上,这对每月收入700元左右,除了生活费只剩400元左右的农民工实在难以承受。”冯秀乾说。
对于农民工来说,“一百块也好,五十块也好,都是很重要,舍不得拿去参加社保。”重庆农民工肖胜经说。
肖胜经上世纪90年代和老婆到重庆主城,先是“棒棒”,月收入五六百元,老婆则四处打零工。2004年,经熟人介绍,他到物业公司搞绿化,工资每月800元。老伴现在当起了菜贩,将蔬菜批发市场批来的菜,卖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但年龄大了,“有一天没一天地做做。”
现在两人每个月总收入不到1500块,“房租交150元,生活开销四五百,还得为子女存些钱,哪有闲钱。”肖胜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