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0日，张某与某人寿保险公司签订一份保险合同，其主要内容是：被保险人齐某，投保人张某，与被保险人系母子关系；受益人张某，受益份额100%；保险名称为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基本保险金额为5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起止时间为2003年3月20日零时至终身。合同还规定，在本合同有效期间，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而身故或者身体高度残疾，或者于本合同生效或者复效之日起180日内以后因疾病而身故或者身体高度残疾时，保险公司按保险金额的3倍给付身故保险金或者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

合同签订后，张某按合同约定交了两年的保险费。2003年11月的一 天，齐某因被抢劫而感到害怕和紧张，经医院诊断为精神抑郁症。经治疗虽然有所好转，但还是可以看出与正常人有区别。2004年6月的一天，因与邻居发生纠纷吵了几句嘴后，齐某就回到自己家中打开煤气开关而自杀身亡。经公安机关法医鉴定齐某死亡结论为：因精神抑郁精神病导致自杀身亡。齐某死亡后，张某要求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二年内自杀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由而拒付，因而成讼。

分歧意见：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保险法》明确规定了被保险人在二年内自杀的，保险公司免除保险责任，这里的自杀应当包括精神正常的自杀和精神不正常的自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保险法》所规定的自杀应当理解为仅指故意的自杀，不包括精神病人在丧失行为能力情况下的自杀，保险公司应当支付保险金。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支付保险金。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保险法》第66条第二款：“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中“自杀”一词的含义。法律之所以规定在二年内自杀的，保险公司免责，是为了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避免蓄意自杀者通过保险而谋取保险金。规定保险合同满二年后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公司仍应按照保险合同给付保险金，就是考虑到了通过一定期间的“冷却”，使得当初欲通过自杀而谋取保险金的人大大减少，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受益人及其遗族的利益。被保险人在精神失常情况下的自杀，不是在其意志支配下的自杀，与由于不慎而导致的死亡，例如违章过马路被机动车撞死，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和不同。如果将被保险人因精神失常情况下这种不是在其意志支配下的自杀，也包含在“自杀”的含义中，则是明显违反《保险法》规定二年内自杀的，保险公司免责的立法本意。因此，对《保险法》中的“自杀”一词，应当做限制性解释，即仅指故意自杀，不包括因精神失常的自杀。因为只有故意自杀才有道德危险的问题，才有诈取保险金的问题；而精神失常情况下的自杀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上述问题的。

另外，我国《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结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31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合同作为典型的格式合同，当合同中的条款或者概念出现了两种以上解释时，理应作出对投保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而不是相反。本案合同中的“因疾病而身故”的约定也包括被保险人因患精神病而自杀的情形。因而，本案法院将“自杀”解释成“故意自杀”（或者“因疾病而身故”），进而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