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始，全国企业职工退休金继续上调约10%，人均月收入增加140元左右。尽管企业职工退休养老金年年上调，养老金的替代率却在持续下降。这里的替代率是指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率。1999年之前中国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总体在75%以上，目前已逐渐降到50%以下。而同期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没有下调，国家养老保险抚养比基本稳定在3比1左右，即大概3个参保职工供养1个退休职工。

中国式“养老金悖论”关系整个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景。替代率下降意味着企业退休职工养老权益不断流失，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必将弱化。现有的年轻参保职工可能预期，他们退休时将面临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如果考虑到中国养老保险费率属全球最高水平，养老金替代率不断下降的问题将愈发严重。

短期看，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需注意三个较紧迫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把握改革和完善养老金制度的有利时机。目前是继续推进养老金改革的有利时机，但已刻不容缓。首先，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5%～50%。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公众逐渐弱化了与土地和传统社会保护网络的联系，养老保障变得急需。部分新增城市人口显性福利需求较低，给国家有步骤推进改革留下了时间。但时间不会很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高达65%。届时新增数亿城市居民的显性福利需求将非常巨大。

其次，中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短期中人口红利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力指出，目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很高，有利于经济增长。人口抚养比在2013年达到最低值后会逐步上升。到2030-2035年后，中国将会出现不到两个在职职工供养一个退休人员的局面。因此应尽早建立更合理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应付全球最严重的老龄化浪潮到来。

再次，过去3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过去10年更创造了财政增速远超GDP增速的“财政奇迹”。经济高增长会大幅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财政高增长则准备了财力与物质条件。如果未来经济增速和财政增速降下来后，再考虑完善养老及社保制度，估计会产生较大资金压力。

第二个问题是要系统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中国是全球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最高、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如果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过高，那么企业和个人自愿参与的补充养老金计划就面临资金不足。中国目前28%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有很大的下调空间。过高保险费率的设计意图固然是为更好地保障明日所需，但却让企业和职工今日的收入支配权变得更加没有保障。

第三，国家应把新增财政收入的较大比例重点用于养老及社保等社会福利支出。世界银行倡导的多重支柱养老金制度中，第一部分是职工无需缴费的、由公共财政提供的最低保障，称为零支柱。公民最低养老保障由政府从公共财政中支付。财政收入数据表明，中国目前有足够财力弥补养老金制度转轨成本，并可以继续加大对养老及社保的财政支持力度，应该利用目前比较有利的时机把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现在的约1/4逐步提升到约1/2，以避免未来可能的“福利缺口”。（本文摘编自《南风窗》，作者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