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应对重大灾难的经验往往是用惨重代价换回来的。因此,定期回顾灾情，总结教训就显得尤其重要。 既然“亡羊”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补牢”就更不能掉以轻心。今年9月恰好是美国“9·11”事件十周年纪念。这起事件堪称影响深远，不仅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发展轨迹，甚至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同时也为世界保险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回顾“9·11”事件，介绍恐怖主义袭击的破坏特点，分析最近十年以来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以及“9·11”事件后保险业的应对。

9-11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有关“9·11”事件的细节已经披露。“9·11”事件实际上是由四波攻击构成，4个航班都是由美国东海岸飞往西海岸。飞机起飞15分钟到35分钟内恐怖分子控制飞机，同时调转飞行方向直奔目标，一气呵成毫不含糊。因为飞机准备长途飞行，机体大载油量也大，袭击效果显著。发动第一波攻击的美航11航班，从起飞到撞入世贸大厦北塔，一共用时47分40秒，留空时间短。在这点上，恐怖袭击风险和一般的自然巨灾风险有很高的一致性，即灾情越意外受灾越严重。今年3月的日本大地震之所以造成破坏特别严重，很大的原因是震级出乎专家预料，抗震设防不够。

相反，“9·11”事件中的第四波攻击即坠落田野的UA93航班由于意图暴露，导致最后流产。UA93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时候 (9时17分)，世贸大厦已经被撞击 (两次分别为8时46分和9时03分)。机上旅客通过与地面联系了解到上述情况之后，意识到已经不可能对生还再抱任何幻想，同时为了保护地面安全，在9时57分勇敢反击，6分钟后飞机坠毁，避免了恐怖分子控制飞机撞向更有价值的目标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表明本·拉登否决了撞击核电站的计划，而选择了五角大楼、美国国会和世贸双塔4个目标)。但其实UA93本来应该在8时起飞，最后晚点了42分钟。如果UA93准时起飞的话，很有可能劫机者在起飞30分钟后即8时30分左右就能控制飞机，此时，由于其他三波攻击还没有展开，乘客可能会受到蒙骗(根据第一波攻击美航11航班的录音，劫机分子曾经向乘客喊话，“我们现在返回机场……你们会没事的”)，那么最终结局就不堪设想了。可见能否做到出其不意对于恐怖袭击效果至关重要。一旦意图暴露，袭击成功与否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事实上，恐怖主义袭击的成功率并不高，至少80%-90%的恐怖袭击都胎死腹中。这其实就是恐怖主义风险与自然巨灾风险的最大不同。自然巨灾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一定发生。但恐怖主义事件与反恐措施是一个博弈过程。恐怖主义分子的愿望是尽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他们的愿望相当程度上不仅受制于他们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受制于各种反恐措施的实施。比如自2001年以来一共发生的2000多起汽车炸弹事件，尽管其中至少一半以上发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些武器弹药泛滥的地区，但最大的汽车炸弹也没有超过2吨TNT当量。如果条件允许，恐怖分子当然愿意用那种载重量40吨以上的大卡车，但这样就丧失了隐蔽性，所以只能采用小轿车或者微型卡车。由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能够受到人为影响，美国纽约市警察局的大力神小组配备了冲锋枪、散弹枪等强火力武器，随时会出现在一些重点建筑物附近，目的就是为了吓阻任何可能的恐怖袭击。

自 “9·11”事件以来的十年是恐怖主义活动最为猖獗活跃的时期。其间总共发生了2400多起大型攻击事件(汽车炸弹或更严重的攻击)，造成2．5万人死亡、4．5万多人受伤。但由于全球反恐的巨大压力，恐怖主义分子已经基本没有能力再次发动“9·11”事件那样规模的袭击了。因此 恐怖主义活动也相应发展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特点。第一，规模小型化。汽车炸弹成了恐怖分子青睐的攻击手段。汽车体积小、机动性好，炸弹的来源一般是硝酸铵化肥，不但便宜而且隐蔽性强。7月挪威发生的恐怖袭击中，犯罪嫌疑人事先成立了一家蔬菜公司，购买了大量硝酸铵化肥而没有引起警方注意，其中一部分化肥被用于制造汽车炸弹。第二，袭击目标“软”化。由于自“9·11”事件以来政府机构、军事机构等硬目标安保措施越来越严格，不易下手，迫使恐怖袭击更多地集中在软性目标上，比如商业和交通等目标。过去十年以来发生的针对酒店的恐怖主义攻击，几乎是“9·11”事件前十年数量的两倍，酒店袭击中人员伤亡数量是同比时期的6倍。瘫痪交通也成为一种重要方式，比如2004年3月11日， 基地组织袭击了西班牙马德里铁路， 死亡近200人，伤1800人。 2005年7月7日， 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遭到袭击， 死52人，伤700多人。第三，恐怖分子边缘化。“9·11”恐怖袭击是由本·拉登直接指导、19个基地死硬分子实施的庞大计划。由于涉及人员敏感，人数众多，他们的行动在“9·11”事件前不久已经引起了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关的注意。“9·11”以后，由于各国政府对于网络通信的严密监控，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是由基地组织的外围组织实施的，甚至是受极端主义启发的个人所为。警方往往事后才发现袭击者是从未引起注意的新面孔，也缺少与任何敏感组织的频繁联系，因此无法事先进行控制。挪威枪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经常交替出现，让人有“按倒葫芦起来瓢”的感觉。第四，积极获取CBRN材料。CBRN指的是化学介质(Chemical)、生物介质(Biological)、放射性介质(Radiological)和核武器(Nuclear Weapon)。由于恐怖分子被迫压缩攻击规模，所以越来越热心于获取CBRN材料来扩大袭击效果。如果有合适的CBRN材料，汽车炸弹(car bomb)就有可能被公文包炸弹(suitcase bomb)取代，不仅更有隐蔽性而且危害更大。“9·11”事件对世界保险业影响深远。在“9·11”事件以前，美国损失最惨痛的巨灾是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当时造成至少190亿美元的保险损失(按2002年价格)，导致了一大批保险公司的破产。“9·11”事件造成的保险损失至少是“安德鲁”飓风的两倍，达到400亿美元以上(按2002年价格)。尽管价格高昂，但应该说美国保险业当时资本雄厚，应付起来绰绰有余。在2000年，仅美国财险业就有3187亿美元的盈余。保险业拥有超过9210亿美元的资产， 其中大约5%(484亿美元)是现金以及可以立即兑现的短期投资。另外还有价值7690亿美元的长期债券(63%)和股票(19%)，如果需要也可以变现。因此，绝大部分分析员都认为在2001年除非单次巨灾损失超过500亿美元以上，才可能导致赔付困难。但如果类似“9·11”的恐怖事件发生过于频繁，保险业赔付就要出现问题了。恐怖主义风险是否可保成为保险业直接面对的新课题。历史上， 保险商经常需要把某些类型的风险从保险范围内排除，或者是由于对于该种风险的了解不足，因此无法对其量化和定价，或者是由于风险涉及的金额过大而使保险商感到没有信心赔付。战争就是这类典型的不可保风险。而恐怖袭击风险似乎带有战争性质，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可保风险。保险业对于反恐保险的犹豫态度直接催生了美国的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令(Terrorism Risk Insurance Act， TRIA)。 TRIA由美国前总统布什于2002年签署，目的是为了在保险业能够拿出针对恐怖主义的具体办法之前，提供一种临时手段为与恐怖主义袭击有关的保险理赔提供联邦政府层面的财政支持。该项支持由国库支付，每年不得超过1000亿美元。TRIA原定在2005年底到期，后延长到2007年底，之后又第三次延长到2014年底。保险业获得TRIA支持的门槛也越来越高，由原来单次恐怖袭击造成5000万美元升高到1亿美元。同时恐怖主义风险保险还有很多技术难题。比如纽约世贸大厦建筑群的保险总额为35.5亿美元，它们遭受的袭击算两次事件还是一次事件？此外，有些地方不管火灾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都提供火灾保险。那么恐怖袭击引起的火灾应不应该保？这都反映了保险业开发反恐相关产品的复杂性。

在过去的十年里，恐怖主义袭击和反恐上演了一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戏。尽管基地组织最近蒙受重大挫折，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感到在反恐事业上可以松一口气。相反，恐怖主义自身也在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演进发展。 在下一个十年，各种复杂矛盾尖锐对立的国际政治生态中，对于恐怖主义风险的研究必将越来越得到重视。

(中国保险报 高航)美亚保险推出恐怖袭击财产保险

近期，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中国企业海外工程风险解决方案”，记者注意到，“恐怖袭击财产保险”在保障条款中出现。

美亚保险“中国企业海外工程风险解决方案”主要涵盖海外工程项目的财产风险、责任风险、货运风险、人员意外及安全风险及保函，可以扩展承保预期利润损失风险，另可提供“恐怖袭击财产保险”等特殊险种，以及“战争风险引发的人身意外伤亡”。

据商务部对外工程承包商会的统计数据， 201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262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亚、非地区工程合同金额占比八成以上。海外工程项目建设工期长、所在地分布分散，其包含各类可控及不可控风险。保险专家认为，通过保险安排能最终实现降低工程项目中单位个体的风险，使企业更专注于项目建设。